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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塔楼高处默默将灯火点亮的守夜人
2020-09-09 13:10:31杭州网

学校放暑假了。某个闷潮的雨天,我回小叔房村去看望母亲。和往次一样,唠叨的母亲和我聊起村里近期的一些见闻。不外乎一些家长里短或生老病死的事。那天,在聊了一些让人叹息的话题以后,母亲忽然话风一转,面带笑容地对我说:杨老师说好下个星期要来。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春节他头一回没来小叔房拜年,我们也没去城里给他拜年。一晃眼大半年过去了,前两天杨老师打电话来问起福泉伯的病,我们在电话里又聊了十几分钟闲话,后来,他还说让你给他留一本去年你们写龙坞的书呢!

母亲嘴里常常念叨的杨老师,对母亲来说,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恩人。不仅我母亲,还有她曾经的老同事,甚至像我这一代的小叔房人,都应该深深地感激他。如果你一定要问,杨老师到底有什么值得这片土地上的人深深感谢,这句话就要从杨老师被分配到小叔房村小学的那一年开始说起了。

杨老师是湘湖师范的优秀毕业生。1963年,家庭成分不好的他和另一名同学被分配到位于西湖区东南角的袁浦公社。相对于去袁浦中心小学报到的同学,杨老师去的地方条件更差、也更艰苦,这个地方就是附属于中吴小学(完小)的小叔房村小(后来曾改名叫友谊小学)。当年,小叔房村小的校舍是废弃的人民公社食堂,教学对象是一二两个年级组成的复式班,语数音体美,德智体美劳都由他一人全包。学校没有食堂,一日三餐在附近的农户家搭伙解决,也没有宿舍,晚上就睡在简陋的办公室。

60年代,大部分小叔房人都是文盲。父母自己没文化,对子女上学也不太重视。再一个就是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因为家庭劳动力缺乏,懂事的女孩早早成为了家庭的小帮手,到了学龄期不去上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此外,还有一些困难户,连子女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杨老师负责村小以后,为了把这些失学的孩子拉进学校,每天下午一放学,他就拿着大队干部提供的“花名册”,一户一户去走访,一户一户去做思想工作。一些人家去了一次就劝说成功了,一些人家要上门三五次,直到家长同意让孩子上学为止。至于一些困难户的孩子,杨老师直接就帮他们垫付了学费。因为杨老师的坚执和努力,小叔房的孩子差不多都进了学校。记得当时有一个住在学校附近的孩子叫范仲林的,从小身体不好,行走不便,为了让他安心读书,杨老师就鼓励学生们每天早中晚背他上下学,一直到他小学毕业。

无论日子多么艰苦,对工作总是投入全部的热忱。“粮户入队”的六十年代末,他不仅要教书,还要干插秧割稻这样辛苦的农活,尽管白天劳动使他精疲力尽,但每天晚上他都坚持备课。那时他的爱人李培玉老师也调到了已升级为初小的小叔房小学,夫妻俩挤住在一个逼仄的小房间,每日吃着粗菜淡饭,不怨不悔地在农村教育的田地里辛勤耕耘。

时光进入70年代,随着第一波入学高峰的到来,小叔房小学急须扩大成为一所完小的规模。教室不够,只要有钱就可以添造,但一个时期由于师范院校停办引起的师资短缺成了当时普遍性的棘手难题。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杨老师根据上级部门出台的民办教师政策,把本村有一点文化基础的下乡知青、回乡青年、复员军人相继荐入小叔房小学做老师,其中就有原本在村里开代销店的我母亲。从70年代初开始,杨老师陆续把六七位小叔房人领上了三尺讲台,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因为杨老师不仅是他们的引路人,还成为了他们的良师益友,多年以后,当杨老师调离袁浦,他们和他的关系还一直像亲人一样。这份已维系了近五十年的深厚情谊,既折射出杨老师至诚待人的人格魅力,也体现了这些从田地里走出来的老同事们的感恩之心。

对这些几乎是一张白纸般的新人来说,杨老师是一位既专业又耐心的师傅。71年开始任教,一开始就语数包班的我母亲对我说,刚开始的那几堂课,一站在讲台上,就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怎样面对学生,是杨老师春风般的鼓励给了她信心。一方面,杨老师经常去听他们的课,并逐个进行细致的点评和指导,一方面,他还亲自给他们上示范课。此外,每半月他都会组织一次业务学习,比如集体备课,练板书,画简笔画等。在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这些人一个个很快地成长起来。1978年,全国中小学实施新教材,年富力强,教学能力拔尖的杨老师被抽调到袁浦中心小学担任主管教师业务培训的副校长,虽然他离开了小叔房小学,但由于学校一直注重狠抓教学质量,学生已养成较好的学风,所以统考成绩一直稳居全公社的中上游,对一所师资主要由民办教师构成的村级完小来说,实属难得。

杨老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全能老师。他教数学,是最早代表袁浦在全区开公开课的教师之一。他教音乐,带的合唱队几乎每年都在全公社的文艺比赛中获得第一。不仅如此,他还是令小叔房人崇拜的“画家”,他画的雷锋像,曾长久地挂在小叔房村社所的墙上。此外,由他指导的学生朗诵,曾在全西湖区小学生普通话朗诵比赛中获二等奖。由他指导的两名“体艺特长生”,一起被输送到了九溪的五七文艺学校,后来双双被杭州马戏团录取。

说来幸运,我也曾是杨老师的学生。我读一二年级时,他是我的音乐老师,而且由于教师子女的关系,我还经常和他的两个儿子杨震、杨霖玩在一起。记忆里的杨老师,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爽朗又软和的杭普话,时常漾满笑容的酒窝,以及他那既乐观又充满诗意的生活态度。隔过漫长的时间,我依然深深记得,童年时在小叔房小学体验到的那些令人心颤的美的瞬间。比如某一次,是已经沉寂下来的空学校的傍晚,在老校舍最东面那间逼仄的小屋里,斜映着余晖的朝南窗户下,米饭的香气正从小煤炉上的铝锅中袅袅冒出,我和杨震、杨霖刚在小饭桌上做完一张口算卡片,靠东墙坐的杨老师身上突然多了一架闪闪发亮的手风琴。随着风箱的开合,以及肩部和头部富于节奏的摆动,从他灵巧的手指下,流淌出了一曲舒缓悠扬的动人旋律。

另一次,是在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冬日上午,课间十分钟的时候,我去二楼老师办公室交作业本,一进办公室的门,就被杨老师办公桌上那尊纯白晶莹的孙悟空像给吸引住了。那尊孙悟空像比旁边的红墨水瓶略高一点点,虽然很小,但每一个细部都塑得特别细腻,无论是身体各部分的比例,还是孙悟空的神态,都处理得惟妙惟肖。虽然时光已经过去那么久,但只要想起杨老师,那尊手搭凉棚,单腿而立,足尖处有一点小水渍的孙悟空的雪像恍然又回到了眼前。

有一位比我大三岁,后来考取了国家级营养师的小叔房人说,他记忆最深的事是杨老师曾带他们参加“勤工俭学”。去学校新办的四百盆规模的茉莉花场采摘茉莉花,去学校自有的稻田里割稻。所得的经费大部分都变成了分到每个人手上的学习用品,什么铅笔啦,橡皮啦,本子啦。还有少量的生活用具,比如少数表现突出的学生会得到一把丝绸面的雨伞的奖励,勤工俭学让杨老师班里的每个学生都很振奋。后来,学校用历年结余的师生勤工俭学的收入买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只要天气好,每天晚饭后,杨老师都将这台公共电视机搬到操场上播放,来看电视的学生和家长天天坐满操场。我的这位发小说,当年他就是通过这台电视机,第一次看了新闻联播,第一次欣赏芭蕾舞和歌剧,并暗暗立下长大以后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的志向。

杨老师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范仲林回忆说:杨老师分配到小叔房村时,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因为住得近,且父母同情同为城迁分子的杨老师,所以在生活上是很照顾他。家里有点好吃的,也会拿点过去,有些生活上的必需,也会去帮着些。他刚来的时候,饭菜是在我家烧的或蒸的,我们家和他的关系一直很融洽。

他有一手好字,无论是毛笔字和粉笔字,写出来很端正;图画也画得很好,普通话很标准,男中音的歌声让人陶醉,他晚上吹笛子、拉二胡、吹口琴,样样都会,还会跳舞。杨老师的一切感染了我,我崇拜他,从小励志向他学习,他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老师。我默默地写文章、学唱歌、学书画,所有这些为我接下来自强自立闯社会打好了基础。初中毕业后,我通过他教给我的写作技能,进入了袁浦报道组,后成为西湖区文化广播站和杭州日报的优秀特约通讯员。八十年代,我参与了社办企业的筹建和工作,后转正进入政府机关,自学获得杭州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证书,考取了经济师,从事经济管理工作40余年,还担任了西湖区残联先后六届副主席、区肢残人协会主席。杨老师是我第一位启蒙老师,他对我的严谨教育和谆谆教诲使我受益到今天。我现在退休了,但他给予我的一切,我将永记在心……

杨老师是1982年离开袁浦的。1982年,他被调到省重点保俶塔小学当副校长兼教导主任,自此搬出已住了19年的小叔房小学的家。1984年,因政府实施机构改革,及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业务精干的他被调任西湖区文教局副局长,此后又历任西湖区文体局局长、西溪街道党工委书记等。在文教局期间,他参与了西湖区民办教师转公办的考核。当初由他一手招入的六七个民办老师,除了年纪最大的一位没通过,其余都考核过关,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和欣慰的事。

说起来,杨老师和小叔房村人的情谊实在太深了。虽然他后来去了城里工作,但在他心里,小叔房就像他随时可以回去的家一样。因为他在小叔房留下了最好的生命年华,因为质朴的小叔房人,对他怀有像对家人一样真挚的牵念。而在那一代因读书而跳出农门的小叔房儿女的内心中,过去的小叔房小学,就是他们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最初所见的那座发光的灯塔,而杨老师,就是那个每天在霭霭暮色里准时走上塔楼高处,默默地将灯火点亮的守夜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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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号:许志华的小书房    作者:许志华     编辑:郭卫    责任编辑:方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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