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公所”风波

  民国初起，万象更新。当湖滨的旗营正在建设大马路时，惠民巷也在改变。首先，行宫的泊船处更窄得像一条流水了，这流水在“杭嘉湖道署”与“塘工局”的南面，延伸了一条新河道，过后市街，到如今的中山中路，戛然而止。

  看当时地图，戛然而止的河流，应该有涵洞过中山中路的，由此进了“市河”，也就是现在的光复路。否则，无须如此大动干戈的挖河东引。确实，民国初的杭州，市政建设的力度很大，也具备科学发展的眼光。此流水的东引，浣纱河南段就“盘活”了。

  在行宫内，这时也出现了两个机构：一个是“督军守卫队”；另一个是大门开在“三桥址直街”的“太平局”。1913年的杭城地图上，“杭嘉湖道署”与“塘工局”也改成省“警察厅”了。当年显赫一时的警察厅长夏超，与外来“督军”们的钩心斗角，在此处也一度被文人炒得沸沸扬扬。

  1913年10月的《申报》，说行宫又成“国民公所”了，说得白点，就是一个社会办公场所。那是一个天下攘攘，谁都不买谁的账，只有枪杆子是老大的年代。“国民公所”中被《申报》称为“某党”的群体，正是令袁世凯头痛的反对派。《申报》载：这些“某党”，对“各界借开会议者，一次必索招待费若干元，舆论啧有烦言”。当然，这些说法都是“枪杆子”们的统一口径，也是“警察厅长夏君”要将“某党”赶出“国民公所”的舆论宣传。

  以下是那年10月12日的《申报》引用的“警察厅”说法：“以（国民公所）如此极大建筑，坐令荒闭，殊为可惜，不若改组特别商场，将城内沿街杂货摊肆一律迁入其中”，同时，“为招徕生意，引人游观起见，准设影戏、大书、评话、隔壁戏及江湖卖技医卜星相等类，以资陪衬”。并“略征警捐，可谓一举两得。业已具呈省长核准，令行各局区克期开办”。

  此后，《申报》又说道：“本城国民公所房屋宽敞，地处繁盛，长此锁闭不用，易于坍塌，未免可惜，本厅现将此处转做市场”。可见，“国民公所”中的“某党”，当时已被警厅强行驱走。于是，警厅（其实，这“厅”最大号令地域，也只有省城）“限令全城各种摊肆于布告日起至本月十八日止，一律移入，凡鱼肉蔬菜等食物，仍照常摆设小菜场，以资分别。并饬各署区辖境内摊户，责成岗警督促迁移，违即禁其营业云”。

  这也是杭城早于湖滨“江北市场”的最大“特别商场”，“拟仿照上海邑庙、苏州玄妙观成例”。这一个涉及面极大的“定期搬入”的强制行动，由警厅下达，也由警察执行，得益者也是警厅。“抓创收”一旦拉开帷幕，警察劲道十足。

  据1913年10月21日《申报》报道，警厅在执行中出“烂污”了。因为有的“承办员司，手续不完，草率通令”，又只限定了摊贩们“一星期”的日子，“国民公所”内也没有事先的区域划定。先进入的“各货摊早已星罗棋布”，后进入的摊贩“无地可容，以致大哗”。

  这一天“午后一时”，摊贩“聚集数百人，在城隍山某茶寮（馆）协谋对付，被岗警干涉，众情愈愤，纷纷拥入商务总会，吁请维持，该会职员恐人多滋事，电请警厅弹压”。其实，摊贩们明白，不让自由设摊的是警厅，他们兴师动众的到商会“上访”，也是“柿子挑软的捏”了。警厅“立派督察长计君带队驰往”，还好，督察长是个明白人，没有下令镇压，是“抚慰诸摊户照常营业，静候官厅设法，众始相率退散”。于是，警察厅长夏超只得“电令各分署对于各街未移摊肆暂缓干涉，另订妥章云”。

“国民公所”后来如何，风吹雁过，不再提及。能看得出的是，当时对社会的稳定，还是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