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年间，有人爱鱼成痴，自号“鱼奴”。他爱鱼之切，不过是因新署“鱼奴”之号，便于七夕佳节携一方青田佳石登友人之门，兴冲冲地嘱托友人治印以记。

这位“鱼奴”，名叫计芬。计芬初名炜，字小隅，号儋石，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画家计楠次子。计芬濡染家学，山水、花鸟、竹木、人物、佛像皆能。但他更出名的身份，是藏砚家。

他藏砚不下三百方，其中以莲叶砚最为名贵。后来又得红丝石砚，索性将书斋命名为“莲叶红丝两砚石室”。莲叶砚主、莲叶侍者……他的号也随这件藏品而来。至于“鱼奴”之号，则因他好养金鱼而来。一方砚、一缸鱼，是计芬书斋里最要紧的两件物事。

这位受托的印人，便是杨澥——嘉道年间篆刻“江南第一名手”，后世所尊“松陵派”开派宗师。他挥刀作印，还将这一番因鱼而起的趣事，记入了“鱼戏莲叶之室”一印的边款之中。

既是熟人所托，杨澥自然不肯草草了事。他选取了汉乐府《江南》中最灵动的意境入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汉乐府中最轻快明朗的一首诗，反复咏唱鱼儿在莲叶间东西南北穿梭嬉戏，如童谣般朗朗上口，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江南意象之一。

杨澥取此诗之意入印，别有一番考量。计芬是秀水人，秀水正是江南腹地；他养鱼、藏莲叶砚，日常光景与乐府诗中的江南荷塘若合符节。杨澥把汉乐府的古老诗意借来，安放到友人的书斋之上，于是一缸金鱼、一方石砚，便有了上接两汉的文脉。

计芬与杨澥的相识，缘于江南金石圈的交游网络。计芬精鉴别、富收藏，与同代金石名家皆有往来；而真正将两人紧紧系在一起的，是常熟画家蒋宝龄。

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称，自己与计芬、杨澥是“松柏之交”。道光九年（1829）己丑冬，蒋宝龄过访计芬居所，计芬出藏砚小册，请他画《得砚图》，杨澥则顺势为其刻“莲叶红丝两砚石室”印相赠。一画一刻，皆为友人的藏砚之癖助兴。

后来，武进（今常州）画家汤贻汾为计芬作《莲叶红丝两砚石室图》手卷，拖尾之上江浙名家题跋二十余段，杨澥则“一跋再跋，醉后成章”。道光丁酉年（1837）腊月，蒋宝龄拜访计芬所居草堂，众人“围炉斗酒，剪烛作此”。此事记于计芬画作题跋中，款末，他自署“雁湖老鱼奴儋石芬”，而画上所钤，正是这方“鱼戏莲叶之室”白文印。

这方“鱼戏莲叶之室”为白文印，印面六字。杨澥以秦汉印为根基，兼融浙派之长，线条屈曲盘绕，于疏密开合间勾勒出鱼游莲叶的活泼意态。鱼儿穿梭于荷叶之间，似有涟漪微动，暗藏“莲叶何田田”的诗意。他用斑驳的刀痕模拟水波的自然质感，冲切相兼，使方寸之间既有金石的厚重，又有水乡的灵动。

边款则以行草录其缘起：“儋石近年好养金鱼，夕法路辰风于此寄兴，因自署鱼奴新号；癖于研，藏莲叶研，又号莲叶研主人。今以此青田佳石属篆，余取古人‘鱼戏莲叶’语为作印。”短短数行，将友人的雅癖与七夕过从的情谊一并封入石侧。边款末尾“丙申七夕，枯杨生澥记”，即以其号“枯杨生”加名“澥”署名，是杨澥边款的典型署名方式之一。

杨澥晚年半身不遂，难以捉刀，作品遂少。而“鱼戏莲叶之室”作于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七夕，杨澥时年五十六岁，正是艺术成熟期。友人亦是丹青好手，可以想见那个七夕的光景：计芬携石而至，杨澥当窗奏刀。刀落石开之际，一缸金鱼在旁游弋，一方莲叶砚在案头静卧，友人的欢声笑语，便都凝进了这方寸青田之中。

可惜“松柏之交”，难敌岁月。一代代文人的雅集与唱和，终被时间冲淡，计芬旧藏的三百方砚早已星散，但“鱼戏莲叶之室”这方印留下来了。

它从道光十六年的七夕出发，带着计芬的金鱼与莲叶砚，带着杨澥的刀与蒋宝龄的笔，带着一整首汉乐府的江南，停泊在青田石上。如今这方印珍藏于西泠印社，那一尾从汉乐府游来的鱼，并未随嘉道文人的逝去而停歇，它仍在西泠的藏印之间，在莲叶田田的江南诗意里，自在地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