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的夏季，孤山迎来了四位年轻人。他们齐聚一堂，以一份怀真抱素的初心，铸就了“天下第一社”最初的模样。家藏丰厚的丁仁，年少成名的王禔，务实操劳的叶铭，善于经营的吴隐，出才、出财、出力、出功，将“西泠印社”从四名青年的理想中带入了现实。

彼时的印社尚且稚嫩，创始人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力量尚有不足。印社需要一位能够引领印学发展、凝聚四方同道的印学泰斗，帮助这个年轻的社团在学界站稳脚跟。

而那个人的名字，便叫作吴昌硕。

早在印社成立之时，创社四人便已有邀请吴昌硕就任社长之心。1905年，他们与外籍友人谈文论艺、畅谈印学，曾由衷慨叹：“印学自赵悲庵后，薪火将绝矣！近人能此者，惟湖州吴苦铁一人而已。”创社四人对吴昌硕印学成就的钦佩，埋下了西泠印社与吴昌硕缘分的伏笔。彼时的吴昌硕，已是海派书画界公认的领军者，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但四人属意吴昌硕，不只因他印学造诣的高超，更因他还是一位观念超前的艺术改革家。他积极参与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社团组织，广结同人、门生遍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致力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份守护民族艺术的使命感，恰是四人所认可、尊崇的。

纵使创始人之一的吴隐与吴昌硕有同宗情谊，四人却并未在建社之初便贸然请吴昌硕“出山”。他们选择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在孤山耕耘。修社址、立宗旨、聚同道，历经整整十年的建设，直至1913年重阳节，西泠印社举办第一次社员大会，正式定名立约、确立“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方才全体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

十年，让西泠印社等来了吴昌硕。他为此拟写了一副流传百年的对联：“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这副谦逊的对联，却暗自道明了吴昌硕与西泠印社互相成就的默契。

于吴昌硕而言，西泠印社是他融入浙派印学道统的精神归处。他祖籍安吉，常年寓居上海，虽艺术造诣深厚，却因地域与流派之隔，在浙派印学传统语境中，始终带有几分外沿身份。而西泠印社作为浙派印学的研习阵地，为他搭建了接轨印学主流传承的重要平台。依托印社同好的交流互鉴与学术推广，他融取浙派精华、独有风貌的篆刻艺术，也逐步收获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其“钝刀硬入”的篆刻之法，将石鼓文的朴厚、书法的苍劲、绘画的气韵熔于一炉，成为近代印学发展的标杆，声名不仅响彻国内金石界，更远播东瀛，成为东方篆刻艺术的代表，让中华印学走向了世界。

西泠印社，更因吴昌硕而繁荣。这位艺坛泰斗的加入，让西泠印社的影响力走出杭州，迈向全国，实现了印社自地域性社团至全国印学中心的转变。

“天下印人翕然向风”，这便是吴昌硕就任社长后，西泠印社迎来的新气象。此前，西泠印社的影响力集中在杭州及周边地区，社员数量有限。自吴昌硕出任社长后，印社声望日隆，吸引了全国众多金石书画名家关注。李叔同、黄宾虹、经亨颐等艺林名家先后入社，更有海外篆刻爱好者慕名远来，成为印社早期海外社员。短短数年，印社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庞大，成为海内外印人心中的圣地。

吴昌硕更以兼容并蓄的格局，为西泠印社划定了长远的发展航向。他在1914年撰写的《西泠印社记》中写下：“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主张秦玺汉章、吉金乐石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这份远见使印社不囿于浙派一隅，反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广纳百家、汇聚贤才，将印学研究的视野拓展至全国乃至海外。从此，西泠印社不再是单一的浙派传承社团，已然发展成为包容百家、引领印学发展的学术高地，正是这份开放与包容，让西泠印社历经百年风雨，始终走在印学发展的前沿。

1917年，一枚为葛昌楹所刻的“西泠印社中人”朱文印，成为后来社员身份认同的象征。此印是吴昌硕应吴隐、丁仁之邀，“持赠书徵三兄社友金石家”，印文古朴灵动，兼具金石气与文人韵，藏着印社同人之间的情谊与默契。此后，“西泠印社中人”这六个字，便成了印社中人引以为傲的身份标识，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担当；是一种认同，更是一种传承。在吴昌硕的引领下，西泠印社形成了“以印会友、以艺传心”的凝聚力，社员们同心同德，共同践行着“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宗旨。1921年，“汉三老碑”面临流失海外的危机，吴昌硕率先发起募捐，联合丁仁等人募集万余银圆，将这件国宝赎回并筑石室珍藏。他还撰写了《汉三老石室记》，以实际行动践行印社宗旨，让文化传承的担当深入人心。

孤山为证，印石为盟。吴昌硕与西泠印社的相遇，是近代艺术史上的天作之合。百年流转，西泠印社依旧屹立孤山，吴昌硕的艺术精神与印社初心相融共生，代代相传。在金石篆刻的方寸之间，印社还在续写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