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南麓的石径，在冬日总带着几分寒意。石阶上苔痕深绿，循阶往上，喧嚣渐远，只余寂静中间歇传来的鸟鸣。一个转弯，几处建筑静静地立在眼前——红墙、石阙、黑瓦，色彩带着被岁月温润的痕迹。

观乐楼，其名便蕴藏着古意。它建于1920年，由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的从孙吴善庆捐资建造。“观乐”二字，取自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观乐知政”的典故。楼初盖好后，等了七年，在1927年夏天，迎来了吴昌硕。

彼时，吴昌硕已经八十四岁了。他在楼上暂住了些日子，每日推窗，西湖即在眼下；山间的晨光夕霭、晴波雨雾，一日有一日的模样。无人知晓那些日子里他究竟思量何事，只见他晚年的字画，越发沉郁苍茫，石鼓文的气象和秦汉印的骨力，在他笔下融成一片浑然的境界。后来，这楼就成了他的纪念室，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步入观乐楼，正中铜像静坐，目光平和地望着门外。门外，立着那块朴素的“西泠印社新建观乐楼之碑”。吴善庆捐资建楼时寄托的那份追慕古风的心意，与后世人们在此缅怀大师的情怀，在此刻，隔着时光的帷幕，悄然重合。这座楼，便成了一处穿越时空的见证。

从观乐楼往西，不过数十步，气息陡然凝重。汉三老石室坐落于此，敦实，沉默，一如缄默的卫士。它的存在，只为守护室内的那一方石碑——东汉的“三老讳字忌日碑”，已有一千九百余载的历史。

然而石室为人所铭记，不只因其珍藏的古物，更在于它诞生的那段往事。1921年秋，这块被称为“浙东第一石”的碑刻，险些被商人贩售海外。国宝将流失异域的消息传来，吴昌硕等人焦急奔走，立即联合西泠印社同人发起募赎活动。他们发布募捐公启，义卖书画印谱，四方呼吁。最终，六十五人的心力，汇聚成八千块沉甸甸的银圆，硬生生将碑石从漂泊的命运中赎回。次年，这座石室为它而筑。

抚过石室冰凉的墙壁，那寒意仿佛能渗入掌心。吴昌硕在《汉三老石室记》中记道：“夫三老碑，东海片石耳，犹不忍其沦于异域而图永永保存之，矧有什百千万于斯石者而忍恝弃之耶？”石室门柱楹联“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的刻字，更是西泠人爱国情怀的注脚。当年托付于此的，何止是一块石头？那是一份恐其流散的焦灼，一种必须护住文明根脉的决绝。这托付，重如千钧。

带着石室赋予的厚重，再往上走。至山顶，视野开阔，西湖如一幅无尽的长卷在眼底铺展。题襟馆便坐落于此，黑瓦舒展，与远山相对。

此馆建于1914年，由吴昌硕在沪上的友人们募集资金所建，意在西湖山水间营构一处雅集之所。当年，吴昌硕与印社同人，多聚于此处。窗外湖山变幻，室内茶烟轻扬，墨香暗浮。谈锋起处，是刀法与笔意的切磋；静默之时，是金石与心灵的对话。那些瞬息的灵感闪光，那些真挚的性情之交，仿佛都托付给了这座馆宇流动的空气。吴昌硕曾说：“每居此，则湖山之胜，必当奔集于腕下，骈罗于胸中。”馆内墙上嵌有任伯年所绘《吴昌硕饥看天图》刻石及吴昌硕撰并书的《隐闲楼记》等。在数载时光后，题襟馆已成社员们品鉴书画、切磋艺事的雅集之所。

它与毗邻的“鹤庐”气息相通。鹤庐，由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丁仁于1923年捐建。“鹤庐”之号，源于丁仁外祖父魏稼孙的旧印，丁仁承袭此号，并以此命名该楼，将“八千卷楼”丁氏累代的书香文脉，悄然托付于这孤山高处。鹤庐匾额为清代篆刻家吴让之所书，其下的石窑门幽深，静静通向里西湖，宛如一条隐伏的文化溪流。

离去时，暮色渐起。回望处，林影加深，那些建筑的轮廓在渐浓的靛蓝中慢慢隐去。

但一切已了然于心。观乐楼所托付的，是后人向前人致意的温情；汉三老石室所封存的，是守护文明薪火的铮铮誓言；题襟馆与鹤庐所流淌的，是艺术得以生生不息的闲适与真挚。西泠印社的前人，未曾空谈玄理。他们只是做了一件件具体的事——筑一座楼，存一块碑，辟一处可供心灵交谈的场所。然后，将他们视若生命的、比个人生命更为长久的事物，郑重地托付于此。

孤山从来不说话。只有风，穿过石室的门缝，拂过题襟馆的窗格，在寂静里发出些微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