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8月4日凌晨2时33分，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

李政道与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他的研究工作对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场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进步，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杰出的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官方微博说：“作为开创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历史的物理大师之一，李政道先生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严谨治学，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力寻突破，不断攀登科学高峰，求实求真，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持久而明确的贡献。”

据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网站介绍，李政道在粒子物理理论、原子核理论和统计物理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1954年，提出“李模型”，对探讨量子场论基本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1956年，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经实验验证后，翌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正反粒子变换和空间反射联合变换下不守恒问题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建立与发展孤立子的量子理论、提出反常核态的概念、建立与发展随机格点规范理论、把时间作为分立动力学变量进而建立分立动力学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发表了大量科学论文，著有《场论和粒子物理学》等科学专著。

不遗余力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进步

北大物理学院网站说，李政道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讲学、建言献策，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进步，为中国科学教育战略布局、高能物理前沿探索、高水平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倡导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和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和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

倡导建立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和建设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促成北京谱仪（BES）、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为我国在世界高能物理前沿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提供了全局指导和倾力帮助。

倡导成立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等，推进前沿科学研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和青年学者成长，为构建开放型教学科研基地和育人聚才环境争取了政策支持。

1979年至1989年，李政道发起并参与组织实施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选拔推荐915人赴美深造，造就了一批领军学者和社会栋梁，创设了我国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范式。

1985年，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和成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持续打造我国科技创新生力军数十万人。

1998年，发起设立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择优培育我国基础科学后备军数千人，成为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宇称不守恒 三大华人物理学家联手

1951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于1956年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就是说，在弱相互作用中，互为镜像的物质的运动不对称。

此前科学界认为宇称守恒，一个粒子的镜像与其本身性质完全相同。李杨二人深入研究后，提出在弱相互作用的环境下，二者的运动规律不一定完全相同。

他俩找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吴健雄，请她设计一个实验来证明。

1956年底，吴健雄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合作实验，在接近绝对零度时使用放射性同位素钴-60，证明了相同的核粒子衰变并不总是表现相同。

吴健雄的实验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现在，这一实验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之一。1957年1月16日，《纽约时报》以《物理的基本观念宣称已经由实验而推翻》为题报道了这个实验。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吴健雄1912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太仓（一说上海），她与李政道是老乡。当时在美三大华人物理学家，在这种情况下联手，做出了如此非凡的成就。

有个故事说，1957年10月，奥本海默给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举办晚宴祝贺，并说，宇称不守恒这三人功劳最大。

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一年，李政道31岁，杨振宁35岁。

当年12月，《今日物理》杂志将李政道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据传，这张手稿是有来历的：

李政道1956年6月应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邀请，做为期两个月的暑期访问学者。据介绍，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办公桌，都有一本“拍纸簿”，供科学家打草稿、记录想法及讨论演算，大约有4张A4纸那么大。李政道每天随写随撕，扔入废纸篓。

据说当时隔壁办公室有个丘奇教授，很关注李政道的研究，每晚从废纸篓收集李政道的草稿，保存下来。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后，丘奇教授就把收集的手稿赠送给了美国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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