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曾用“奇女子”来形容她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

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乐黛云教授于7月27日3时4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乐黛云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贵阳，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留校任教，系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教授，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会长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等。

乐黛云是季羡林的学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钱理群的老师，被称为“北大的国宝”。乐黛云的丈夫是哲学家汤一介，公公是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乐黛云与丈夫汤一介先生携手于未名湖畔，一个浪漫天真，一个儒雅质朴，他们将一生献于学术，成为中国文坛上一对不可多得的国学伉俪。

季羡林曾用“奇女子”来形容乐黛云，“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仍然是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一领青衿，十年板凳冷，一待就是一生”。

这样一位“奇女子”，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呢？

童年、家乡与文学梦

乐黛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母亲是当年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

父母都是新派人，4岁时，乐黛云就跟着一位意大利修女学习钢琴。全面抗战爆发那年，乐黛云刚满6岁。大约1939年末，贵阳也受到战乱威胁，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乐黛云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40余里的农村——乌当。父亲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一家四口（除了乐黛云，还有2岁的弟弟）就在谷仓里住了3年。住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亲自教乐黛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她阅读和背诵。

1941年，乐黛云10岁那年，父亲因接近进步学生而被解聘，失了业。后来，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于是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母亲也在乐黛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

乐黛云在贵阳女中念完三年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国立第十四中学。高二那年，抗战胜利，十四中迁回南京，乐黛云则仍然留在贵阳，进了贵州中学。高中三年，乐黛云被文艺所深深地吸引。美国的“文艺巨片”使她如痴如醉。她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赶场看两三部美国电影。

每个星期六，乐黛云一定会参加唱片音乐会，听著名音乐史家萧家驹先生介绍古典西洋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

在这一时期，乐黛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外国小说，中文的、英文的，真是无所不看。她还喜欢写散文、念故事，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热情的夸奖。

就这样，乐黛云走上了她的文学之路。

北大、革命与爱情

1948年，乐黛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她选择了北京大学。

其实乐黛云原本报考的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但是北大把她录取进了中文系。后来听说，这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乐黛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

在北大，乐黛云最喜欢的课便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以及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沈从文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乐黛云班上有27个人，沈从文从来都是一字一句亲自改他们学生的文章。乐黛云最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作文评讲课，要是得到了先生的夸奖，那可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在乐黛云记忆里，废名先生的课则与沈从文风格截然不同，他不大在意学生是在听还是不在听，常常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上他的课，乐黛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盯着他那“古奇”的面容，想起他的“邮筒诗”（出自废名诗作《街头》），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出自废名诗作《十二月十九夜》）。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

那时的乐黛云怀着一腔热血，加入了北平城内的地下党。每天深夜，革命工人在北大印刷厂加班印制秘密文件和传单，她和同学就负责校对。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也是在这一年，乐黛云认识了哲学系大家汤一介。

1952年从北大毕业后，乐黛云留校工作，担任中文系首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工作，同时自己也开展一些学术研究，并选定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她发表的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多期连载。随后，她开始登上讲台，教授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同年，乐黛云与后来的汤一介教授在燕园喜结连理，乐黛云自诩她与汤先生是“未名湖畔同行的两只小鸟”，在60多年的相伴岁月中，汤先生温文儒雅，乐先生昂扬豪爽，两种性格互补成趣，伉俪情深，携手汇聚成了一片蔚然大观的人文之海。

既开风气也为师

1952年后的近20年，历史的浪潮让乐黛云历经沧桑，数次的下放劳动里，她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

1972年年底，她和家人再次回到北大。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乐黛云从1976年开始承担这批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工作。为了给外国学生讲好这门课，乐黛云努力突破当时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僵化模式，为他们讲茅盾、巴金的作品，吸引留学生们认真听课。这段经历，成为她开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颗种子。

1981年后，乐黛云在教授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过程中积累的研究成果逐渐发表，她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刊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同时还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这部论集对国内的鲁迅研究起到了开阔视野、促进发展的作用。

1981年8月，乐黛云应邀前往哈佛大学访学一年，随后又到伯克利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两年。在此期间，乐黛云对比较文学学科着迷至深，她借阅了大量这方面的书，又把所有积蓄都买了比较文学书籍，并决定将她的后半生贡献给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

1984年，乐黛云回国，继续钻研比较文学。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乐黛云在这里承担着“马前卒”的工作，将学者们团结在比较文学周围，她笑言自己是“拉大旗作虎皮”。学会组建第一届比较文学讲习班时，有200多名青年教师参与，后来，他们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黄埔一期”。

不久后，国家正式批准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担任所长。她下定决心要做出实绩，竭尽所能“为中国培养人才”，心无旁骛投身教学，在北京大学开设“比较文学原理”“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等课程。

全身心投入工作，学术专著也随之诞生。1987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季羡林亲自作序，并赞叹“如入宝山，不知道捡哪一块为好”。在乐黛云主持下，短短几年间，中国比较文学相关专著便出版数百部。

在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中，学者们公认乐黛云“既开风气也为师”，而她认为自己只是个“鸣锣开道，打扫场地”的角色，“一个学科的发展，一项事业的发展，比起个人的得失来，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

从青丝到白发，未名湖见证了她的坚韧与奉献。2022年，乐黛云老师发表她的90岁感言：“我很庆幸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文学研究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我从小就立志从事文学工作，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我努力做着，虽然做得还不够好，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