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史上，宋代被视为写实主义登峰造极的高光时刻。在那个没有照相机的时代，宋画的写实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宋画到底有多写实？浙江省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博士陈水华从“跨界”的视角，给出了答案——不久前，陈水华带着他的新书《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在杭州万松书院做了一场名为《在西湖，寻找宋画中的鸟类》的讲座。他以自己30多年鸟类观察和研究经验，在《宋画全集》和国内外个人藏家收藏的共计174幅宋代花鸟画中，辨识确认了67种鸟类，精选68件作品进行详细解读，并结合101张鸟类摄影图片，整理撰写成书，揭开千年宋画写实禽鸟之谜。

陈水华说，宋画的花鸟，完全师法自然，是“真写生”。千年前的那些禽鸟，仿佛从宋画里飞了出来。

宫廷画师黄筌送给儿子的动物识别图鉴

一千多年前，五代西蜀时期著名宫廷画师黄筌画过一幅工笔画《写生珍禽图》，非常像今天百科全书里的插图。他在尺幅不大的绢素上画了昆虫、鸟雀及龟类共24只动物，每一只都非常精细，栩栩如生，但相互独立，这件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样的主题、画法和布局在绘画史上罕见，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动物识别图鉴。因为这幅画上右部画面不完整，有裁切的痕迹，陈水华推测原作可能更大，包括的动物更多。

其实这并不是一幅真正意义上的主题创作，而只是一幅写生“草稿图”。画面左下角有一行小字：“付子居宝习”，意思是说“交给儿子黄居宝临摹练习”。由此可以推测出，这幅《写生珍禽图》只是黄筌为创作而收集的素材，交给其子临摹用的一幅稿本。

画中共出现了9种鸟类，包括大山雀、白鹡鸰（jī líng）、白头鹎（bēi）、北红尾鸲（qú）、蓝喉太阳鸟、白腰文鸟、灰椋鸟、丝光椋鸟和麻雀，都可以在今天找到具体对应的鸟类。其中最具地域代表性的一只，是黄筌四川老家特有的蓝喉太阳鸟，它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南部和东南部等西南地区，多数时间栖息在海拔1200-4270米的山地森林中。

陈水华说：“通过这只鸟，就可以大致知道画家的生活区域，推测应该是某年冬日，一只蓝喉太阳鸟偶然飞到城郊，被黄筌用画笔记录下来，留在了这幅千古名画上。”

黄筌画鸟，还有“独门”技巧，他先以细劲的线条画出轮廓，再赋以柔丽的颜色，层层敷染，线色相溶，几乎看不见勾勒的墨迹，动物的形态十分生动逼真。后来，以黄筌为代表的“黄家富贵”画派也成为宋初花鸟画两大主要流派之一，影响后世宋画百余年。

这几只鸟可能刚好被手下捉到，于是成了宋徽宗写生的对象

跟黄筌的《写生珍禽图》一样，宋徽宗赵佶也画过一幅鸟类“写生”图卷，画中描绘了领雀嘴鹎、画眉、灰喜鹊、戴胜、麻雀、黄胸鹀、白头鹎、珠颈斑鸠、小太平鸟、角百灵和凤头百灵，共11种鸟类。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常见鸟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常常能见到。

比如戴胜，也是陈水华这本书的封面鸟。它在古代就已闻名遐迩，头顶的羽冠好像戴了一头的首饰，胜指的就是妇人的首饰。在古代，戴胜鸟象征祥和美满，但它在民间的名字却不怎么好听，叫“臭姑姑（咕咕）”，因为它经常在茅厕一带觅食，喜欢吃粪堆里的昆虫。

戴胜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外号——“再问自杀鸟”。原因就是它长相奇特但又过于常见，所以经常有人跑去科普杂志《博物》下问这是什么鸟，问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博物》不得不高举白旗：“这是戴胜，再问自杀。”

宋徽宗画戴胜不稀奇，但其他三种鸟出现在画里就很特别。黄胸鹀、角百灵和凤头百灵三种鸟主要生活在荒郊野外，不仅常和人保持一定距离，且十分好动，转瞬即逝，特征也不明显，普通人并不容易关注到它们，别说是定睛观察，就连看清都十分困难。宋徽宗又是怎么会画这几种鸟，还画得这么逼真？

陈水华猜测，这几只鸟可能刚好被徽宗的手下在野外捕捉到，带进了宫里，于是成了写生的对象。

这种猜想，在另一幅宋画佚名《绣羽鸣春图》中得到佐证。画中的玲珑湖石之上，站着一只白鹡鸰。有意思的是，画中白鹡鸰的腿上，特地留下了一根细线。很有可能是古代的画家，活捕了这些鸟类，然后用细线绑在地面或树枝上，任由其跳跃，就可以尽情观察，这样鸟的形和神都可以兼顾到。

当然，大部分画家在写生时，这根线都被隐去了，只有个别“死心眼”的画家会写生得如此彻底，除了《绣羽鸣春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佚名《驯禽俯啄图》中，一只麻雀的脚上也有这样一根细线。

宋徽宗笔下的丹顶鹤

说到宋画，绕不开宋徽宗赵佶。他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皇帝，存世作品多达20余件，也是一位被当皇帝耽误的观鸟发烧友。

宋徽宗画鸟，用生漆点睛，看起来就像活的一样，他不仅继承了黄筌以来北宋画院写生的传统，更是把“格物穷理”的美学追求推到了极致。宋徽宗的御花园养着一群孔雀，于是宋徽宗就想到让宫廷画师们描绘孔雀升墩的场景（升墩指孔雀走到土堆上）。结果，宋徽宗对所有的作品都不满意，问其故，他说，你们都画错了，孔雀升墩是先出左脚，而画师笔下的孔雀都以右脚为先。

就是这样一位一丝不苟有点“强迫症”的艺术家皇帝，也有“画错”的时候。宋徽宗最有名的《瑞鹤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蓝天祥云，庄严的建筑耸立于白云之中，画面上出现了20只丹顶鹤，展翅盘旋在宫殿上方。在中国书画史上，这是关于鹤最著名的一件作品。

不过，这些“丹顶鹤”出现的真实性却存在争议。据陈水华分析，根据丹顶鹤的现状，北宋皇宫所在的开封远在其分布区之外，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是正月十六，不是迁徙季节，丹顶鹤群不太可能出现在开封。如果徽宗和《宋史》都没有虚构，当时确有群鹤绕飞宫殿，那这些丹顶鹤应该就是宫廷养殖的，被放出来体现皇家祥瑞和昌盛，徽宗借此大做文章。

陈水华说：“除了分布区的质疑，还有一两处错误，一是丹顶鹤次级和三级飞羽是黑色的，只有初级飞羽是白色，但徽宗却把次级飞羽也画成了白色；另一个是丹顶鹤飞行时脖子是直的，但画中鹤脖子画弯了。”

不同鸟的不同习性

画家都“拿捏”了

宋画花鸟的写实，不仅只是把各类鸟儿的形态画得惟妙惟肖，就连它们的习性、爱吃的食物、所处的环境和季节都被画家稳稳“拿捏”，非常合理、准确地描绘出来，以姿态传神，严格遵循画理。这也就是陈水华之所以将这本书名定为《形理两全》，因为这是宋代画家的普遍追求。

南宋杭州人林椿的《枇杷山鸟图》就很有代表性，这件作品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画的是初夏时节，成熟的枇杷结满枝头，一只绣眼鸟飞落枇杷之上，正准备啄食，忽然发现面前枇杷上有一只蚂蚁，便定神观察起来。看到这幅画，很自然就会联想到自家小区里枇杷成熟时小鸟啄食的画面，同样的场景，穿越千年，定格相见。

宋代画家“写生”鸟时，搭配的都是它们爱吃的食物。比如鹰，以捕捉小型兽类和其他鸟类为食；鹭类和翠鸟以鱼为食；雉鸡、燕雀以谷物和植物种子为食；鹦鹉以水果为食；太阳鸟以花蜜为食；大多数雀类食性较杂，既食昆虫，也食植物种子和嫩叶等，绣眼鸟就是杂食性的，所以它既对枇杷感兴趣，又会被枇杷上的蚂蚁吸引。

再比如宋徽宗的《桃鸠图》，画中描绘了一只红翅绿鸠，神态安然地立在桃枝上。陈水华说，在我国，红翅绿鸠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数量稀少。它在春天确实喜欢光临桃树，尤其偏爱取食桃花。在宋代，红翅绿鸠应该也不是常见鸟类，然而这一难得的机会，恰好被身处宫墙内的宋徽宗观察到了，并如实地描绘了下来。

麻雀是宋画中出现频次最高的鸟

陈水华是典型理工男，研究宋画中的鸟类他习惯加入数据分析。在174幅花鸟画中，可辨识到具体物种的，达到了88%，他对这些鸟类及出现的频次都做了统计。其中，麻雀、喜鹊、鸳鸯、八哥排名靠前，都大于或等于10次，跟今天我们常见的鸟类情况相似。

麻雀以出现19次的频次，成了宋画中最频繁出现的鸟类。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崔白《寒雀图》，描绘了9只形态各异的麻雀，顾盼相和。

陈水华说，麻雀在我国分布最广、最常见，也最为民众所熟知，几乎分布于我国绝大多数的城乡区域。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常见，所以在许多画作中，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这些麻雀形象大多逼真写实，初级飞羽、次级飞羽、三级飞羽、大覆羽、中覆羽、小覆羽都清晰可辨，神态上也很自然不呆板。”

古人写的画的鸳鸯，其实是赤麻鸭

宋画中还有一种常见鸟类，也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比如鸳鸯。

南宋画院画家张茂，杭州人，画过一幅《鸳鸯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中一对鸳鸯畅游于水中，面前是带着积雪的芦苇叶。雪景寒禽是宋画中常见的题材，北宋惠崇画过一幅《寒林鸳鸟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的也是冬日里的鸳鸯。

作为最家喻户晓的鸟类之一，鸳鸯常常雌雄相伴出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爱情的象征。有意思的是，根据现代鸟类学研究，陈水华发现，今天的鸳鸯，雌雄之间其实并不忠贞，多数只是一个季节的露水夫妻，把它们比作爱情的象征，是个美丽的误会。

反而是赤麻鸭，生活习性多为成双成对结伴而行，雌雄鸟的头顶都是白色的，寓意美好，白头偕老，更是有长相厮守的操守，才是真正忠贞爱情的“代言鸟”。

陈水华说，赤麻鸭在清代之前的官方名称就叫鸳鸯，所以古代诗人、画家那些赞美鸳鸯的诗文画卷其实原型都是赤麻鸭。那么今天的鸳鸯在古代又是什么鸟呢？叫鸂鶒（xī chì）。明代文俶《金石昆虫草木状》中就分别清晰地画出了鸂鶒和鸳鸯，画中的鸂鶒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鸳鸯，而当时的鸳鸯就是今天的赤麻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