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波澜壮阔，宠辱不惊；存传统之文脉，继往圣之绝学。这是120年来西泠印社志士仁人贯穿始终的精神维系。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这亦是西泠印社120年来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且不断兴旺发达的“秘诀”。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代科技的冲击，传统篆刻艺术的传承面临挑战和机遇，西泠印社积极探索创新传播模式，推动金石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

今年4月，众多专家学者会聚杭州临平，以学术交流形式纪念吴昌硕先生180周年诞辰，同期举行学术报告会令人耳目一新。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提出学术研究“四新”概念：创立新观点、开拓新主题、提示新细节、整理新材料。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陈振濂表示，“此次报告会具有里程碑意义，论文作者在原有准确无误、全面周到的研究基础上，更加注重论文的创新意识。”

吴昌硕篆书书名显赫，历来是学者们的关注重点，但倘若就篆书谈篆书，不免有“一叶障目”的风险。冯立、阮天伦《论吴昌硕隶书的艺术成就——从西泠印社〈新建观乐楼碑记〉〈辛酉题名〉说开去》一文，以吴昌硕两件隶书作品为切入点，梳理其隶书及书学观念，分析风格来源演变，发现篆隶书共生关系，阐释隶书独特作用与深远影响，颇具新观点。

“在研究中不乏围绕整理‘新’材料、提示‘新’细节所展开的一些思考与见解。”陈振濂说。如张翼《吴昌硕：新时期在英美的国际交流》一文，从1982年至1985年吴昌硕书画在欧美大规模巡展的大众传播层面、学术研究领域、收藏层面三大维度衍生开去，通过文献研究，分析了西方世界对吴昌硕书画的传播和接受。再如张学津《从吴昌硕为他人印谱题识看其印学思想》一文，从系统性角度全面梳理吴昌硕为他人印谱题识，分析其印学思想，列举吴昌硕在《悲盦印存题识》中指出赵之谦取法碑版砖瓦等，开创了新印风；吴昌硕受赵之谦影响取法封泥、砖文、碑额并创作许多篆刻作品，由此可见其理论与实践相贯通。还有李家祥《吴昌硕篆刻艺术在日本特殊受容途径考述——以日下部鸣鹤为中心》一文，围绕日下部鸣鹤与吴昌硕结缘的契机，作为一个基本方向去研究。通过一些记载有关日下部鸣鹤与杨守敬、吴大澂等人交往故事的资料，从中发掘日下部鸣鹤推广吴昌硕篆刻艺术的原因和方式，包括其与其他人传播吴昌硕篆刻艺术在方式上的不同。

20世纪50年代后，金石文化遗产被充分研究，篆刻走出文人书斋，被公众认识欣赏直至被世界认同与珍视，获传承发展，形成新特质。新时期，篆刻在创作、研究、普及等多领域变化深刻，且在当代艺术领域令人瞩目。如今，西泠印社正着眼于世界，期望以印文化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在新时代，立足传统，如何保存金石、研究印学？陈振濂指出，“西泠印社今年提出了‘篆刻学的学科建设’新课题。从建社60周年至今，印社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今可用‘四新’来衡量定位，这次是吴昌硕，下次或是西泠八家。”

陈振濂以“一机两翼”来阐释西泠印社印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以120年社庆为新起点，将西泠印社创新发展比作“机身”，其中一翼是由篆刻印学延伸的中国古代金石学，从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到石刻、简帛、简牍以及拓片等整个中国文明史，涵盖广泛；另一翼是世界印章史，纳入非汉字系统“域外印章”。

“今后，西泠印社要持续引领国际印学研究创作，需有世界印章史眼光，让古老印章具有世界交流功能，透过国外图形、文化符号、民族图腾与标识和文物遗产等提升传播价值。”陈振濂说。

西泠印社，以学术立社。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诸多年轻学者皆称将持续且深入地对吴昌硕艺术展开研究，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学习前辈经验等多种方式来推进工作，进一步剖析其创作理念与印学思想，从而探寻其背后的因果逻辑关联，与此同时，着眼于“四新”以引发更多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