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学者齐邦媛于3月28日凌晨1时逝世，享年100岁。这一天，距离她刚刚过完百岁生日，仅仅一个月。

1924年2月19日，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荣誉教授迄今。

齐邦媛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很多人认识齐邦媛，是从一本巨著开始——《巨流河》。

历时四年，齐邦媛在其80岁时写作完成《巨流河》，其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

从东北到台湾，一个女人的一生，埋藏了一个世纪的两岸悲伤——这是一部让无数人泪流满面的书。书中有两条主线：一是借着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一是从自己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逃离至重庆，八年间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教育，受业于名师，得文学启蒙，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成为台湾文学推手。

《巨流河》出版之后，齐邦媛收到数百封来信，其中几位来信者已经90多岁。他们老泪纵横谈当年事，那虽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时代，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有骨气的时代。

她的学生、著名作家简媜以“一出手，山河震动”来形容此书的分量。因为她所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民族的命运，那个让齐邦媛引以为荣，最有骨气的中国。

《巨流河》节选（有删节）

身世：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1924年元宵节，我生在辽宁铁岭。那个年代初生婴儿的夭折率很高，我先天体弱，快满周岁时有一回高烧不退，眼看要断气了。祖母差家里的长工连夜到十里外的镇上，找到一位医生将我救活。母亲对医生说：“孩子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于是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

铁岭齐家算是中等大户，祖父齐鹏大在奉军里做到旅长，对张作霖忠心耿耿。父亲齐世英却是个读书人，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二十二岁又到柏林。母亲裴毓贞和父亲同龄，十九岁嫁到齐家后，便一直恪守妇道，伺候公婆，抚育儿女，十年不出家门。

父亲二十六岁归国，在沈阳遇到祖父的好友郭松龄将军，相谈投缘。两人都厌倦了军阀混战，对张作霖治下的东北局势也深感忧虑。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张不予回复，郭便率军攻打，父亲也参加了郭松龄的“叛军”。郭军一路夺下葫芦岛和锦州，直逼沈阳。那年冬天的巨流河畔，两军对峙三日，郭松龄终于兵败。他不愿骑快马独自逃生，被奉军部队追上，就地枪决。

当时父亲逃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躲避追杀，终于在半年后寻机逃出东北，辗转经朝鲜、日本逃到上海，1926年加入国民党。蒋介石接见他时说：“你不像东北人。”

父亲在南京安顿下来后，母亲终于跨出家门，带着我和哥哥前去投奔父亲。幼小的我就在那时告别了巨流河。记得马车出了村口，路旁见一排排秃山，怪石嶙峋。我问母亲：“这叫什么山？”母亲正在前途未卜的惶恐中，随口答道：“鬼哭狼嚎山。”

我们出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我看到英俊而陌生的父亲站在月台上，等着迎接他聚少离多的妻儿。

我深深地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

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张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 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

……

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非与哥哥回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

他说他父亲被烧死之后，在日本人追杀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

第二年“满洲国”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岁，一个人进关，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学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适久住。那时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东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因寒冷饥饿倒下的人。

有一天，他在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旁游荡，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学后全体学生食宿一切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学校功课水准很高，原以为自己有了前途，谁知过了两年，华北在日本由满洲国进逼之下已风雨飘摇，渐渐岌岌可危，中山中学被迫南迁。离开北平时，只能辗转告诉在家乡却已无家可言的母亲，将随学校南迁，到了南京板桥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消息……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

再也没有见过他一面

因为战事，我们开始搬家。母亲因旅途折腾，在船上大量出血，十八个月大的妹妹吐泻不止，船到汉口，她们住进医院。妹妹没救过来，第五天早上离开了我们。

我一个人站在母亲病房门口，听着舅舅呼唤昏迷中的母亲，感到寒冷、孤单、惊恐。这时，张大非从大门进来，跑着过来。我刚停的眼泪又倾泻而出，对他说：“妹妹死了，我妈也要死了！”

他走进病房，在床前跪下，俯首祈祷。

当他走出来时，对我说：“我已经报名军校，改名叫大飞，十一点钟要去码头集合，临走一定要看看妈妈，你告诉哥哥，我能写信时会立刻写信给你们。”

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方式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他每周用浅蓝航空信纸写信来，他的家人一直联络不上，他说，我们就是他唯一可报平安的家人了。他写信如写家书，我因此万分感动，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带出来了，当是多么可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

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各自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平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在灾祸中哭泣。他的生活何等辉煌，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的天地。

张大飞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

在战火燎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转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哥哥信上说，张大飞在（1945年）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

不愿他短促的一生 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

1999年5月，75岁的齐邦媛去南京，偶然在地图上看到，南京有一座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她让出租车师傅带自己过去看看。

56年后，在这片肃穆的墓园里，她和张大飞再次重逢。隔了半个世纪回望，一个立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的一行字里。

2010年10月，《巨流河》出版，书中处处流露着齐邦媛对张大飞的思念之情。后来，有导演找上门来要将其拍成电影，但最终都被齐邦媛婉拒。

在她看来。外界的很多猜测和解读都是对张大飞和那段纯洁感情的亵渎，她宁愿将其保存在内心深处。她说，“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26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