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日报讯 “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人谓景之胜若潇湘然。”自古以来，湘湖就是萧山的母亲湖，孕育了8000年历史的跨湖桥文化，又是吴越争霸的古战场、勾践卧薪尝胆的所在地，还是宋韵文化最大的遗存点。

从文化寻根的角度来看，湘湖留下了“馈鱼退敌”“程门立雪”等成语典故，不少诗人留下歌颂湘湖的诗词篇章，周易藻撰写了《湘湖志》，民国时期教育家陶行知在湘湖指导创办湘湖师范，这些不同层面的“叙事”，共同构筑起湘湖深厚的文化底蕴。

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文史从业者开始研究和挖掘湘湖这一特殊的“文化地理”现象，通过他们的笔墨，感受和捕捉湘湖的美、湘湖的厚重和时代诗意。或许，湘湖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湘湖学。

口述者

林华东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浙江省越国文化研究会会长

王永强 第十二届萧山区政协委员，时任政协萧山区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方晨光 曾任萧山博物馆馆长、书记，萧山图书馆支部书记，杭州图书馆文澜在线工作部主任，杭州市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主任等职务

钱 杭 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学科组(人类学)成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

越王城：越国唯一保存下来

且有明确记载的军事城堡

王肖君：浙江大地上留存的越国史迹已十分稀少，您是怎么关注到萧山湘湖的越王城遗址的？

林华东：1979年，我在浙江省博物馆考古部（即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从事吴越文化研究。当年5月，萧山县河庄公社蜀山遗址发现了不少商周文物，我受命赴蜀山遗址进行调查。我就是这次工作之余偶然发现越王城遗址的。

当时，我听萧山县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的蒋毅先生闲暇之余谈到了越王城，他说湘湖边城山上有处地方就叫越王城这样的古地名，但不知何故，并未发现城垣和有关文物。这个信息立即引起我的兴趣，翌日，我就叫蒋先生陪同我一起前往实地调查。

到了实地，我发现越王城中低洼且平坦，三面环绕山陵如同小盆地，地理形势险要，尤其是地面上还能采集到印纹陶片，令人十分惊喜。返杭后，我马上查阅了大量史书和相关方志，并先后20多次再往实地考察调查，终于使我对越王城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王肖君：为什么您会对越文化的遗址感兴趣呢？

林华东：越国是建立在浙江大地上的第一王朝。杭州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著名的旅游城市，但是，最能反映杭州乃至浙江历史特点，并一度光耀史册的吴越争霸史迹的开发，还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美中不足。因此，听到跟古越文化有关的信息，我就很兴奋，希望能找到可以开发和保护的东西。

王肖君：那么，您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了什么？

林华东：我记得是1979年五六月份去实地考察，发现越王城就位于杭州六和塔的东面，相距大约10公里，地处萧山城厢镇（现为城厢街道）湘湖瓦窑村后的城山上。它北距西兴镇（现为滨江区西兴街道）7里，东南濒临湘湖。而钱塘江则或远或近地自其西南隅向北流过，注入杭州湾。越王城所在的城山，实为马山和仰天田螺山的总称，海拔151米，为该处最高的山峰。

越王城址的平面布局略呈东西走向的梯形，占地面积0.2平方公里。城垣为泥土夯筑，基本保存完好，周长为1091.2米，系利用山脊走向依山而建（山脊和城垣较难辨别），蜿蜒逶迤绵亘于山岗之巅。其中北城垣建在马山峰脊，长416米；南城垣沿仰天田螺山脊而建，长256.5米；西城垣65米;东城垣则连接在马山和仰天田螺山两山之间（相距353.7米，靠马山的城垣长约100米，靠仰天田螺山的城垣长约220米）。其中的山谷口，方志称为“马门”，形势险要，并不筑城垣，是当时自湘湖而上进入城中唯一的通道。现存城垣基底宽6-10米，上部宽1-3米，高2-6米，其中北城垣中段有一低凹处，则用石块垒筑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城垣内侧（壁）往往筑成缓坡，以利军士上下，而城垣外壁则十分陡峭，某些地段还特意将山脊劈成陡壁，以遏制来犯之敌。城垣四角设有宽大高隆的台地，当年可能建有诸如瞭望或指挥台之类的军事设施。

城中低洼且较为平坦，四周高起（除马门之外），宛如小盆地。明清之时，城中曾建有一座城山禅寺（又称越王殿、越王祠、越王庙），供奉越王勾践、范蠡和文种像。至20世纪60年代寺塌，但殿宇基址犹存，气势不凡。

本人在1979年调查时曾见一刻有“敕赐城山禅寺”的石碑额残块，倒塌的庙宇已被改建为山林队屋舍。寺前有一水塘（放生池），即地方志所称的洗马泉，历年不枯。

在城内地面上常可采集到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和泥质陶片等遗物。

其中印纹硬陶的器形多为坛、罐之类，纹饰有米字纹、编织纹、方格纹、米筛纹、重回对角线纹、回字纹；原始青瓷为碗、钵、盅之属，多素面，少数有水波纹或弦纹，年代为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是典型的越国文化遗存。尤其是在城垣夯土之中，我还发现过拍印了米字纹的印纹硬陶罐残片，更让我坚信这里是越国时期筑建的军事城堡。

王肖君：萧山湘湖城山上的越王城是越国范蠡大船军所筑的固陵城。那么，后人为何对此不称固陵城而称越王城呢？

林华东：我认为越王勾践曾在此抗吴，后来又率越军灭了吴国，深受人们的爱戴，于是后人便在城中建造庙宇，供奉越王等人神像，故历经千百年来的沧桑变化，以致后人称越王城而不叫固陵城亦在情理之中。有鉴于此，我曾写过《越国固陵城考》一文，在1984年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于海南岛通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报告。正式论文则发表在《东南文化》第三辑（1988）。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当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前往考察，有人认为越王城的城址不清楚，也有人怀疑所谓城垣实即越王殿的围墙，而更多的人则认为其筑建年代无法确认，也有可能是五代吴越国时的城堡。

为此，我曾邀请浙江省博物馆汪济英馆长再次前往调查考察，并得到了汪馆长的肯定。萧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根据本人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并鉴于越王城保存基本完好，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因而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12月，越王城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本来对此争论已可平息，但有人仍主张固陵城应在西兴。

为此，1990年8月，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际百越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我们组织了120位中外专家学者，其中还有国内知名的考古学家莅临考察，最后一致公认越王城确为越国屯兵抗吴的军事城堡——固陵城，并对我的学术观点表示极大的支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也于1991年派员对越王城的城垣进行了解剖试掘，获得了不少春秋末期至战国之时的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及泥质陶片等遗物，证实越王城是越国屯兵作战的军事城堡无疑。

王肖君：对于越王城的保护和开发，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林华东：固陵城是越国夫椒之战时的军事城堡，见证了吴越争霸的史实，可以弥补杭州历史文化旅游景区中缺乏越国史迹的空白，使杭州历史文化古都的形象更加完整，旅游开发前景看好。

这座城堡有明确的史书记载，为范蠡率军所筑的固陵城，至迟竣工于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大战之时，可以说是越国唯一保存下来而又有明确记载的军事城堡，价值难以估量。

尽管萧山有关部门已在越王城（固陵城）上建有越王祠等纪念性建筑，山下则辟有城山广场等景点，但鉴于越王城（固陵城）是湘湖的一大历史名胜，旅游文化资源丰富，保护与开发利用前景远大，我建议能以此为载体，打造一座以越国文化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公园（越苑），宣传越国文化，弘扬大越精神，以扩大湘湖影响力，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增辉。

湘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宋之湖”

王肖君：您原来是历史老师又是政协委员，您在湘湖文化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永强：我在萧山区教育局研究室工作期间，曾任过第十二届区政协委员。委员参政议政，撰写提案和课题调研报告是重要的履职途径。

2008年，正值湘湖师范建校80周年之际，传来了学校要易地搬迁到富阳，并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消息。我当时就写了提案《保留“湘师”品牌，传承萧山文脉》，建议区政府保留湘师校舍，传承湘师办学精神——“苦硬实干，研究进取，注重情谊”的“湘湖精神”。该提案还作为两会特别报道在《萧山日报》上全文刊登，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萧山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我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将城区两所小学搬入校园，取名为“湘师实验小学”，后来又决定在湘师湘湖老校舍建立“湘师陈列馆”，较好地保护了湘师文化遗产。

同年，在政协萧山区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我代表民进界别作大会发言，主题是“实施历史文化品牌战略，提升萧山社会发展软实力”，指出湘湖的文化归属是越文化，这是湘湖根脉；湘湖师范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所著名学校，建议将湘湖文化作为萧山重要战略品牌进行打造。

王肖君：那您个人有做过单独的湘湖文化研究吗？

王永强：关于湘湖文化研究，我做过两个研究专题。一个是应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约稿，撰写过一篇论文《赖有湘师定湖山人间始觉重湘湖——试论湘师文化现象》。湘师建校80年为社会输送了2万多名毕业生，其中40%的生源来自萧山本土。我认为湘师对于湘湖来说，已成为一种历史文化遗存，也为湘湖增添了一抹厚重的人文底色；对于萧山来讲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按类型可以从四个维度考量：一是物质型文化；二是社会关系型文化；三是精神型文化；四是心理情感型文化。

另一个是关于湘湖宋韵文化专题研究。文章题为《千年宋之湖 浓浓宋之韵》发表在《萧山日报》文化版上。我认为湘湖是宋代留给萧山最大的文化遗产，开湖于北宋，水利管理制度完善于南宋，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宋之湖”。关于湘湖独特的宋代韵律，我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水利神韵、道南风韵、英武气韵、诗词雅韵、斗茶趣韵、古刹禅韵，是浙江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中的别样精彩。

期待构筑未来“湘湖学”

王肖君：你出版过《文脉湘湖》一书，对湘湖文脉有系统阐述，您认为湘湖文脉最核心的是什么？

方晨光：《文脉湘湖》为浙江省社科联课题，萧山历史文化丛书之一，于2007年6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26.6万字。

2006年左右，对湘湖的研究还比较散，我翻阅了很多湘湖的资料，发现湘湖历史发展中有一条很深厚的文脉，最后呈现的就是这本书。

《文脉湘湖》的构架就像一个时空隧道，不但为我们展示了湘湖文脉深远的历史底蕴，让我们认识到先人曾经达到过怎样的文化高度，也为我们启示了规划湘湖建设如何在继承传统时不忘创新。

有人评价《文脉湘湖》就像一部“湘湖字典”，既有故事，又有考据。湘湖一带有很多皇族有关的故事，有悲歌一曲送越王、秦皇渡江欲置桥、吴越钱镠战西兴、康王避乱戚家山和徽宗衣冠葬蒙山。我说湘湖是帝王之湖是有历史考据的，比如越王城是越王勾践屯兵打仗留下的军事城堡，井山湖是秦始皇欲在此造桥渡江时华妃染疾而死的归葬地，杨岐山是南宋杨皇后父亲杨齐王和兄长杨冀王的墓穴所在地。湘湖东北的蒙山东岳庙，有研究说是宋徽宗衣冠冢，这虽然有争议，但也是一个可能性。毕竟，明朝诗人来励还留下了“蒙山遗迹几行年，今日登临思惘然”的诗句。

文脉湘湖最绕不开的就是景，我梳理出来的湘湖名景并不局限于十景或八景，有龙井双涌、跨湖春涨、水漾鸣蛙和菊山秋霁。这些堪称是“心景相融皆成景”，就像是古代文人墨客寄给现代游客的一张“四时幽赏清单”。

王肖君：您尝试以历史文化为视角，为湘湖撰史，湘湖历史文化在这里占有多大分量？

方晨光：我在《湘湖史》这本书里，尝试以历史文化为视角，反映从跨湖桥文化以来包括自然湘湖和人工湘湖的8000多年的漫长历史。历史文化是湘湖之魂，占比非常大。

我厘清了湘湖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湘湖的历史分期、产生发展过程、形态、发展逻辑、现代价值等。在远古时候，湘湖与西湖同属后海（钱塘江）的海湾，4000年前湘湖由海湾淤积成湖，后逐渐演变为潟湖和内陆淡水湖泊。湘湖早期称“西城湖”，与渔浦湖、临浦湖相连，是浦阳江下游的三大自然湖泊之一。以北宋政和二年（1112）杨时筑湖为界，之前为自然湘湖时期，之后为人工湘湖时期。自然湖泊时期，历时3100多年;而人工湘湖至今也已有900年的历史。

关于湘湖名称来源有“三说”，我也是从历史文化考据的角度做了阐述。第一种是明朝钱宰撰的《湘阴草堂记》记述：“勾越之墟有山焉，曰萧山，有水焉，曰湘湖，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之人谓，境之胜若潇湘，然因以名之。”第二种说法源于蔡堂根著的《萧山湘湖史》，说山名“萧山”与湖名“湘湖”是相呼应的，很有启发意义。第三种是源于“湘神”说，湘湖之名，最早见于唐末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七）中的《萧山白鹤观石像老君验》一文。清朝黄元寿的《湘湖杂咏》诗直接点出了湘湖名与“湘灵”联系。更何况湘湖及周边有许多关于舜帝的传说。

王肖君：您谈到希望湘湖学真正成为一门学问。在这方面有怎样的思路与想法？

方晨光：杭州学目前有良渚学、西溪学、大运河学、钱塘江学等，湘湖学是杭州学的组成部分，又一分支，因此研究湘湖学意义重大。一是新湘湖开发是区委区政府为民办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湘湖不仅有历史的厚重，更有面向未来创新，湘湖学研究大有前景。二是湘湖学是多学科的综合体现，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考量与呈现，如跨湖桥文化、越文化、宋韵文化、水利文化等。三是湘湖学研究已经有深厚的基础，经湘湖研究院及社会各界的努力，有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源，有几十种的文献集成、丛书和研究报告，还有中外学者的著述。四是有形成湘湖学的条件与社会氛围已经成熟，即知识、人才、资金、场所等的贮备，又有社会各界支持，尤其是宣传媒体的关注。

我觉得湘湖学研究，要站在宏观立体和文明形态的视角看湘湖。内容上要从城乡空间、生态环境、经济贸易、文化艺术、交流传播、社会治理、民俗传统等不同角度来审视；形式上要用文化艺术的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摄影、戏曲、影视、动漫等多类型的反映；手段上要应用现代科技的网络技术、声光电技术等用以研究、展示和宣传湘湖。

“老湘湖”到“新湘湖” 史学价值独特

王肖君：看过《关于湘湖研究的几个问题——钱杭教授访谈》知道您从2001年就开始关注湘湖了，湘湖的遗址是1990年、2001年、2002年经历考古发掘。您关注湘湖跟考古发掘的进展有关吗？

钱杭：我关注湘湖的研究大概是从2001年就开始了，是在研究一个有关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题目的过程当中注意到湘湖的，注意到湘湖因为水利问题而形成的那套非常完整的资料，主要是毛奇龄等地方文人编辑、搜集的资料。

就水库而言，能够保存9个世纪的资料，及其被整理的程度，在全国是不多的。在湘湖史的研究中，我特别关心其中的地方势力集团，也就是以乡官为代表的重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的势力集团，在一个很长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愿望，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发生的一些事件，和解决矛盾的具体过程。我关心湘湖是出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领域，与其有关的各方面资料我都努力搜集。

王肖君：国内有很多类似的湖泊，与它们相比，湘湖水利“共同体”的兴衰有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钱杭：西湖的水库性质及其形成过程与湘湖接近，但是在南宋以后，西湖具有了明显的公共性质和非传统生产性质，如基本控制了农业灌溉功能，严格禁止了以西湖湖泥为原料的砖瓦业生产，不仅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还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皇家园陵、富商私园的性质。因此，只有在湘湖，才集中体现了以“共同体”理论为研究指南的典型性和恰当性。

我提出了一个“库域型”水利社会的概念，也就是因人工水库而形成的水利社会。同样是“库域型”水利社会，因其水源补给方式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类型。如附属于黄河、长江、淮河、松花江等大江大河流域的各类水库，至少在可预期的时段内水源补给不可穷尽；而有的人工水库，位于江河流域之外，虽有部分水源，但补给不稳定、不充分。以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水库为核心而形成的“库域型”水利社会史，在基本问题、表现方式、水权制度、利益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值得认真研究。

湘湖就是一个典型的人工水库，与海域、江（河）域、泉域基本无关，因而水源补给既不稳定也不充分的人工水库，是一种存在于平原洼地、流速缓慢而极易淤积的人工水库。围绕湘湖而形成的，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类型的“库域型”水利社会。“库域型”社会因为涉及的范围较小，从而比海域、江（河）域型社会具有更集中的共同性；又因为沟渠网络的分布较宽，从而比泉域型社会具有覆盖更广的包容性。特别是当其水源供给不可能达到江、河、大泉般丰裕程度时，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整体性意义将被极大地提升。

王肖君：听说《湘湖通史》这部书准备了五六年，您能介绍一下这部书吗？

钱杭：《湘湖通史》撰写时间约6年，全书由我撰写，博士生陈涛配图，共上下两册，由总论、十五章、终章、附录构成，约65万字。

全书以时代为纵向线索，以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为叙述依据，全面细致展示距今8200—4100年的史前期至2016年底的湘湖（包含白马湖）形成、演变、转型史；目标是对地质时期湘湖、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形态湘湖、经人工改造而成的水库形态湘湖，以及由水库传统功能转型而成的大众性现代旅游休闲湘湖这一动态过程，作一概览性勾画。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思考湘湖水库研究对中国水库学可以做出的学术贡献，以及一部小型水库通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独特价值。

湘湖的地质时期，是指湘湖、白马湖以及其他由潟湖演变而成“海迹湖”的大致过程。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来自地球物理学家根据古地质勘探和古生物遗迹的推测；地质时期湘湖为随后的自然形态湘湖奠定了客观基础。

自然形态湘湖始于跨湖桥文化，大约持续了7000年，结束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即公元1112年。这一状态下的周边环境演变史、相关人类生计史和生活史，以及所在地区的国家行政管理史等等，构成了《湘湖通史》前三章的主要内容。

水库形态湘湖始于公元1112年。这一年，在萧山县令杨时推动下，属于“县西湖泊群”之一的湘湖被建成了水库。从此，湘湖进入了水库阶段。自杨时等人以一定规模的工程手段，将湘湖建成水库以实现明确的水利目标的那一刻起，湘湖史就掀开了新的一页。《通史》将“水库形态湘湖”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水库建成，完成了由湘湖自然阶段向水库阶段的转型，具体是指将自然形态的湘湖成功改造为“工农林牧副渔”传统产业型水库的阶段，中间还略可分为北宋创立建设时期、南宋立规维护时期、元明稳定巩固时期、清代动荡维持时期、民国禁垦博弈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努力发展时期等各有基本问题、各有解决途径的几个时段，前后约870年。

第二阶段，1980年全国改革开放后至2016年底，萧山历届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经过长期探索，终于寻找到逐渐减轻传统生产型湘湖“难以承受之重”的正确道路和正确方法，使湘湖水库第一阶段逐渐积累成惯习的传统功能（如防洪、蓄水、灌溉、供水、养殖、航运、饮用等）、相应业态，随着第二阶段转型过程的启动和完成，合理、适度地与湘湖分离，最终被面向大众的现代化旅游休闲“新湘湖”所要求的新功能、新业态取代，形成了全体社会成员对资源、环境、就业、生活的共赢共享，实现了区域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以上是《湘湖通史》的基本内容和整体框架。编撰中，《通史》充分利用了各类文献和档案资料，细致描述了湘湖水库两阶段的著名人物、重要事件和主要制度，为湘湖历史研究确立了一系列阶段性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