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这是一个普通的问题，不普通的是，它总是针对女性提出。从这个问题延伸下去，我们能看到当前社会的许多现象：越来越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社交媒体上“不婚不育保平安”成为流行语……

事业还是家庭，看似只是女性的个人选择，实际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只在中国，也不只是现在，从女性有了广泛意义上的工作机会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就在为她们的选择感到焦虑和恐惧。文学作品屡屡描述女性的情感世界，但很少有经济学学者站在专业角度，用数据和理论剖析这些绵延上百年的问题。

北京时间10月9日，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成为历史第一位单独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诺奖给出的理由是，“她收集了200多年的数据，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变化的原因以及剩余性别差距的主要来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性别差异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一个毕生研究女人权益、收入、平等等经济学界鲜少有人关心的话题的女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得到了如此殊荣，真的算得上是“女性的历史终于开始被看见”。

奖项揭晓后，网上也再度引发了关于“女性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个话题的热议。

在克劳迪娅·戈尔丁最新出炉的的图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她直面性别平等的根源，并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她是哈佛大学经济系

首位获终身教职的女性

克劳迪娅·戈尔丁在书中提出，如何平衡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即便在发达国家，努力在事业与家庭间追寻平衡的似乎总是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丁指出，关注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和义务，解决这些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要增加家庭另一半的负担。这些问题根植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改善、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所有人能生活得更好。

戈尔丁是哈佛大学Henry Lee经济学讲席教授，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她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等。“因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获2020年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

她曾经的梦想

是当微生物学家

1946年5月14日，戈尔丁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小时候，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在初中读到生物学家保罗·德·克鲁夫的《微生物猎人》后，她就被微生物学所深深吸引，从而致力于成为微生物学家。1963年高中毕业后，她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微生物学。不过，在不久之后，这个职业梦想再一次改变了。

在大二时，戈尔丁选了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的经济学课。在课堂上，卡恩以其独有的滔滔雄辩向学生阐述自己的理念。戈尔丁后来回忆说：“他很善于用经济学来揭示隐藏的真相。就像当年克鲁夫的故事让我喜欢上了微生物学一样，他的故事让我喜欢上了经济学。”

1967年，戈尔丁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年，她完成了论文，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多个大学执教后，1990年，她加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

这本《事业还是家庭》所传达的主题思想，既适用于美国女性，也适用于中国女性，她们都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权衡取舍。

其“罪魁祸首”不仅在于就业歧视，还涉及一个事实，即女性往往总是“被期望”应该照顾子女和年迈的父母。造成这种偏见的部分原因与规范和传统有关，尽管这类习俗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已经削减。

然而，引发事业和家庭相互权衡的另一个原因与工作日益变得“贪婪”密不可分。

书摘

不平等的根源：贪婪的工作

对许多走上职业轨道的人而言，工作是贪婪的。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挣更多钱，甚至时薪都显著更高。

工作的贪婪意味着，有孩子或有其他照护责任的夫妻中的一员将主要关注家庭，一有紧急情况就得离开办公室或工作场所赶回家去。这位家长的职位要相当灵活，一般不会被要求在晚上10点回复电子邮件或电话；不必为某项并购缺席孩子的足球比赛。与之相反，另一位家长则可以在工作中随叫随到。对于随时为家庭待命的人，晋级、提升和收入遭受的潜在影响不言而喻。

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一直都很贪婪。比如，律师总是熬夜加班；人们总是根据智力产出评判学者，甚而期待他们晚上也不要停止思考；大多数医生和兽医都曾24小时待命。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贪婪工作的价值大幅飙升。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的收入日益膨胀，跻身高层的人能得到更大的奖励。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薪酬高得多；其他工作的工资则停滞不前。因此，一些对女性来说一开始就很难进入的职位，比如金融业职位，在过去数十年里恰恰收入增幅最大。那些从头到尾参与交易的私募股权合伙人，解决建模难题的人，参加了每一场会议和深夜晚宴的人，将最有可能获得巨额奖金和梦寐以求的晋升机会。

贪婪的工作也意味着，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已经并将继续被抛弃。

我们继承的性别规范以各种方式得到加强：把更多育儿责任分派给母亲，把更多家庭照护责任分派给成年女儿。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时间需求，而时间需求则与生育孩子与家庭照料有关。同时，父亲也将为此付出代价，失去陪伴孩子的时间。

我们可以怎么办？

性别不平等的另一面，其实是家庭不平等。

为什么双职工家庭不能平等地分享养育子女的乐趣和责任？他们也可以这么做，但就相当于放弃了现成的收入——这是一笔相当多的钱。责任对半分的夫妇可能会更幸福，但也会更贫穷。

在“贪婪的工作”结构下，男人成家且晋升，是因为女人放弃了事业，为家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但其实双方都被剥夺了应有的一部分。男性被剥夺了更多参与家庭事务的温情，女性则被剥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

那么，怎么办？

首先，每一对夫妇都必须独立做出决定，以实现更多平等。每一对爱人都应该知道，爱情的幸福，取决于夫妻中一方的最低幸福水平。

第二点是从社会和制度上改变，去帮助夫妻更容易实现第一点。因为很明显，当“贪婪的工作”的报酬丰厚时，夫妻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吸引去进行这种劳动分工。最终，女性会从事业中退出来，为家庭贡献更多。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改变市场？这当然更难，而且涉及要让灵活办公变得更容易实现的问题。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其实也给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丝希望。在许多方面，灵活办公的成本已经下降了。

我们还可以创建有效的替代团队，就像在某些卫生工作中所做的那样，在这些职业中，专业人员的成本已经很高，以至于工作单位也希望有替代的团队。一些薪酬最高、训练有素的专业工作就是这样运作的。当你做手术时，可能会从几个月前就开始跟你的外科医生沟通，但却只会在手术前7分钟遇到负责维持你生命的麻醉师。麻醉师是一个与外科医生或医院有合同关系的团体执业，只需根据单场手术需要进行指派。

性别平等不仅仅关乎女性。

男人在工作时随叫随到，女人在家时随叫随到，这对夫妻是不公平的。当灵活性成本降低时，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两性平等和夫妻平等，但这需要男性要求更大的时间灵活性和对工作时间的更多控制。我们需要男性在工作时伸出援手，鼓励男同事们休育婴假，投票支持补贴儿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让公司改变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拥有事业、家庭和夫妻公平，越来越多的夫妇找到方法应对冲突的时间需求，我们亟待了解性别差距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启示，以便寻求解决方案，弥合差距，让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