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刹流传文化芳香

萧山有个“浙东第一”的古建筑——老岳庙，自宋朝南迁后建造以来，一直香火不断，从善男信女点燃的香与蜡的火头上飘散的袅袅仙气中，我似乎闻到了流传千年的宋文化芳香。

大雄宝殿的盈柱上写着“运河东去源流远，岱脉南来瑞气长；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长明万岁灯”。这副对联显示出此处的文化长远与文脉通达。

大雄宝殿正面高悬着“浙东第一”四个大字，庙背面的殿柱上有副对联，明目张胆地写着“人间灵应无双境，天下威严第一山”。看看这字，听听这话，有多么大的口气，感觉不太谦虚，甚至有一点张扬了。若说对联中的“威严”二字，是从气氛和感觉方面的语义出发，属于软件系列，倒还勉强可用，而接下来的“第一山”可是硬指标，它要有足够的高或大才可以称为第一山，可眼前这庙宇连同蒙山加在一起，与四周平坦的地面相对高度不过百米，南北长不足300米，东西宽不过100米，就这规模，连个“山”字都很难撑得起来，竟敢妄称什么第一？

可是，如果了解此庙的来历，就会觉得真的没必要婉约，它有资格豪放些。这庙建成于1131年，当时是为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被掳金地的皇帝而建，开始时，庙内供奉着宋徽宗赵佶的像，庙后有冢，安放着客死异域徽钦二帝的衣冠。由此可见，它不但沾上了帝王的光，还有皇家的血脉，因而“第一”一下也就不足为奇了。不管对于“威严”与“第一”如何理解，老岳庙就立在那里，香火也一直燃烧着。倒是庙柱上的对联，勾起我对庙、对人、对宋时的诗词产生了联想。

湘湖之水润泽萧然大地

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皇室中具备接班资格的人选匮乏，加上向太后偏心，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正在玩耍的赵佶当天就被拉来按在皇椅上。据说，这位被称为“文艺皇帝”的徽宗赵佶坐上龙椅伊始，也曾励精图治，打算把前任哲宗时期新旧两党之争的不团结局面扭转过来，于是把年号改成“建忠靖国”，用意在于重新找到平衡点，安定这个国家。可是，很快就力不从心，本来从小就没定为皇帝继承人的他，也从来没人把他当作皇帝的坯子来塑造，他既没有准备又没有经验，还沉湎于书画玩乐，更糟糕的是，遇到那个专门投其所好围在身边的奸臣蔡京，在蔡京的一顿忽悠下，赵佶很快就忘记了“建忠靖国”的初衷，把主要精力安放在国家大事以外的闲情逸致上。

他执政26年，先后更换过六个年号，沿着徽宗的年号数到第四个“政和”时，我心一震，马上想到湘湖那座政和桥，它是湘湖一百余座桥梁中最大最长的一座，想必这名字与古湘湖修建的年代有关，“政和”的更深层意义恐怕与当年那位在萧山做过县令的杨时紧密相关。这并非巧合，就在宋徽宗改定“政和”年号的第二年，也就是1112年，杨时受命出任萧山县令。这位宋代著名理学家，最被传为佳话又妇孺皆知的是“程门立雪”典故的主角。他主政萧山期间做过数不胜数的好事。据载，杨时到任县令前，萧山农田涝旱不均，灾害频发。杨时一到位，便率领萧山百姓，夜以继日地修堤筑坝，很快就建成了周长80余里的大湖，有近15万亩农田受益，从此萧山民众接受湘湖恩泽，钱江之水也是通过积蓄的湘湖流向八方，滋润着萧然大地。

攻坚克难造福萧山百姓

杨时面对竣工后平静如镜的湘湖，心旌摇荡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新湖夜行》的美文：“平湖净无澜，天容水中焕。浮舟跨云行，冉冉躐星汉。烟昏山光淡，桅动林鸦散。夜深宿荒陂，独与雁为伴。”诗的标题是“新湖”，那么就有“旧湖”与之对应，先秦时期此湖为自然湖泊，后来逐渐湮废，至杨时到任前已经没了模样，是杨时的到来使湖焕发了青春。

杨时很早就考取了进士，却有官不做，先后拜理学大儒程颢、程颐为师，十年不看仕途。他与同期的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为“程门四先生”，又与李侗、罗从彦同列“南剑三先生”。学成后，开始从政进入官场，依然坚守自己的人格与做人准则，他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发现腐败现象，立刻向皇帝进言，请求严惩贪官，并将贪官所犯的罪行公布于众，他力挺王安石的新政，在金人入侵时，他力主抗金，反对割三镇卖国求和的做法……

杨时比赵佶大了29岁，两人的地位与命运却天壤之别，前者是君临天下的皇上，后者是主政一方或专事著述、讲学的学者型官员，他们给后世的形象、遗产也迥然不同。

杨时来萧山任职时已经60岁高龄，那年赵佶才31岁，正值风华正茂大展宏图之时。按理说，无论是地位、年龄还是精力，都不在一个量级上。赵佶是动用皇权成立宫廷画院推动绘画、书法，目的只是满足自己的乐趣。而杨时此时却在借助基层父母官的条件，带领民众攻坚克难造福萧山。

可以设想两个画面：这厢，湘湖岸边，身为县令的杨时亲力亲为，带领萧山劳苦大众疏浚河道、建设湘湖，把主要精力倾注在为这方百姓福祉，呕心沥血的时候；那厢，汴京身为皇上的赵佶轻描放浪，把玩珍奇，正为一己之欢愉享受着花天酒地。就在杨时办案、讲学，孜孜以求，为民谋福的时候，赵佶却在宫廷画院里，工工描摹歌舞升平中的花鸟山水。

河水默默映印是非功过

杨时一生多职，仅在钱塘江流域的杭州地区就做过余杭知县、萧山知县，所到之处，好评如潮。

同为进士、同为大宋官员的蔡京，所走的道路也不一样。蔡京比杨时长六岁，他位处宰相，围在皇帝身边，直接了解宋徽宗的喜好，深知这位“文艺皇帝”的乐趣所在，便开动手中权力，兴花石纲之役，到处搜刮民财，因而民愤极大。而杨时亲临一线，体恤百姓疾苦，身着蓑笠正奔波在钱塘江大堤上，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分享着劳动的愉悦，为此受到热烈的拥戴。

“运河东去源流远”，前面对联中提到的浙东运河就流经在老岳庙的下面，它自春秋晚期越国开凿成“山阴故水道”，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后来发展成为浙东运河。河水默默流淌，发生在运河沿岸的任何事件、走过的各类人物，都不会绕过这潺潺清水。它一定见证过杨时的丰功伟绩，映印下杨时勤政爱民的高大形象；也一定倒映出蔡京的官船正把从民间敛来的奇石珍宝运往首都，还照出这个奸相的猥琐嘴脸。历史的长河就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它能见品行，也能鉴兴替。

诗言志。同样写诗，由于地位、经历以及世界观的不同，赵佶与杨时的诗也迥然不同。

在杨时所写所作诗中，很难确定哪一首诗和宋徽宗的诗是在同一时间写下来的，作为比对，我想这种同天异域、喜悲异情的诗，相互碰撞的现象不会没有抑或多有。由于他们的心境、观点，以及对社会对生活的深切体验等语境不同，一定呈现出不同情绪、不同风格、不同意境、不同思想的诗来。

警世内省抒发隐逸情怀

我们来推想一下，某一个白天细雨蒙蒙，在小船上，或者某一个夜晚，在灰暗的油灯下，杨时写出脍炙人口的诗篇；同时，宋徽宗在欣赏歌舞之余或在被掳北去途中，也在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绝句。对比宋徽宗在宫廷欢愉与阶下囚的苦楚，诗人的本身就有帝王与囚徒落差的强烈对照。对应杨时，就不会有那么大起大落悲欢离合的情绪，他的诗大多有关朋友、亲人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感慨和对民生的悲悯与同情。这种蒙太奇式的对比镜头在那个年代不会像现在的视频一样及时切换。有一点可能相似，双方创作的认真态度应该是同样的，杨时对学习对事业的认真使他著作等身，赵佶对书法绘画的认真使其在中国美术、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谈到写诗的出发点上，有人把诗分为“向内”与“向外”两种，“向内”就是诗人关注自我，体现诗人的内心世界，只写个人的小情感、小情怀、小情趣，这类诗人的代表是南宋中叶被称为“四灵派”的浙江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他们强调抒发个人感受和内心世界。“向外”就是关注社会，契合时代，表达对社会的看法与评价。

杨时给我们留下了214首诗词，他的诗“向外”是主体，也有一些是“向内”的诗，尽管这些诗表达的是自己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但诗中也折射出时代气息。有人把他的诗分为三类，分别是警世内省，隐逸情怀，遣怀感叹。

我个人认为，一位诗人的世界观十分重要，不管是“向内”还是“向外”，不在于怎么写，只要对生活充满激情，积极面对现实，接受处境，承受苦难，且从内心出发，具备真情实感的诗，就会被人广泛吟诵。

东南学者传授“道南”理学

杨时在萧山除了兴修水利工程之外，还拿出相当的精力教书育人，他开设学馆传授“道南”理学，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全国各地慕名前来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后的三百多年，1465年明代的成化年间，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先师，在萧山建造一座祠堂取名“德惠祠”， 以纪念他普惠民众的功德。

据史料记载：杨时离开萧山后，又先后担任秘书郎、著作郎、右谏议大夫、国子监祭酒等职。宋高宗即位后，杨时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晚年告老还乡后，还在家乡龟山讲学，被誉为“东南学者”，被后世推为“程学正宗”，人称“龟山先生”。1135年，82岁的一代理学大家杨时辞世，宋高宗赵构赐予他“左太中大夫”，谥号文靖。杨时一生为后世留下了《礼记解义》《列子解》《史论》《周易解义》《三经义辨》《解字说》《龟山集》等著作。

巧合时常也惊人，这一年，53岁的宋徽宗在金地的五国城去世。同在一年离世的这两个人，因为身份的不同，功业不同，留给人们的评价与思考注定也不会相同。

在赵构建成老岳庙那年，杨时已经78岁高龄，我无从考究告老还乡的他当时是否听说萧山大兴土木建造如此规模的庙宇，倘若知晓此事，这位曾经的萧山知县会不会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会不会回想，自己当年建筑湘湖时是在财力物力捉襟见肘、经济条件、人力资源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完成的，能不能建议朝廷，把建庙的资金使用在民生方面，更为实际些。也许他会以诗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境与态度。不过，依照当时的信息传递水平，老人家也可能至死还不知道他工作过的地方有一座“浙东第一”的大庙。

人杰地灵传承源头活水

时间如浙东运河一样转眼流逝，具有891年历史的老岳庙几经损毁，多次修建。我们距离杨时出任知县也有910年的光景。存在了900多年，杨时组织建设的湘湖，在明代乡贤魏骥主张下大修一次，此后又多次清淤。2005年开始，先后三期工程的改建，湘湖已经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萧山人杰地灵，才俊辈出，特别是宋朝以来涌现出许多历史名人：明代医学家楼英、明朝退休官员魏骥、定海三总兵的战将葛云飞、主张抗英的清朝大臣朱凤标、历史学家蔡东藩、海派代表画家任伯年、维新思想代表人物汤寿潜、衙前农民运动先驱的李成虎、浙江第一个党组织创始人徐梅坤、中国妇女活动家杨之华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如果从历史发展与环境学以及知识接力的角度来看，可以断言，这和历代的文化传承与影响密不可分，历史中那些在萧山生活工作的文化巨人，在萧山文化、文明、经济等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他们都是萧山繁荣发达的组成部分。

八千年跨湖桥文明伊始，在萧山文脉中，就流淌着春秋战国的吴越文化、秦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涓涓的文化血液，滋养着我们的精神世界。我无法准确划分每一个时期的文化对今天的文明注入了几分之几的能量，也无法估量宋代文明对浙东运河两岸的萧山文化、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几何贡献，只能说，任何的文化基因和微量元素在文明的发展路径中都是不可或缺更不可磨灭。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后来，明代学者朱敏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句评价杨时对理学大家朱熹的影响，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杨时的洛学南传也就没有朱熹的理学成就。这个比喻正好为我的文化传承与文脉接续，以及文明历史的沿革对萧山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观点做了很好的注释。可以说，没有宋时文韵的源头活水来，湘湖哪得清如许？

有了这么长远而清澈的源头滋养与吸吮优势，如今的萧山足以撑起“浙东第一”这杆鲜亮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