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于父亲是一种奢望

曹景行有个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四界”的父亲———曹聚仁。

曹聚仁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入门弟子，与鲁迅交往密切，写有《鲁迅评传》。

曹聚仁（1900-1972年），字挺岫，浙江省浦江县南乡蒋畈村（今属浙江兰溪市）人。191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来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长期撰稿。1923年5月，与柳亚子等人成立“新南社”，并成为章太炎入室弟子，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

1923年，曹聚仁走上了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 从此当了二十多年的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曹聚仁脱去长衫，投笔从戎，随后以战地记者身份，发布了很多战时新闻，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就是他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出的。

他还首次向海外报道了“皖南事变”真相， 成为抗战名记。

1950年，曹聚仁来到香港，以自由记者的身份发表对新中国的见解。

1956年起，曹聚仁为国共和谈之事频频北行，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

曹聚仁去香港时，曹景行才3岁，虽然曹聚仁之后频频北上，但和家人共聚的日子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一个月。

直到1972年，父亲即将辞世，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曹景行从安徽乡下返回上海，和姐姐曹蕾一起赶往澳门，却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曹景行在《〈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每当朋友说我在香港新闻界打工是‘继承父业’时，我难免肚中一番苦笑。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

其实曹景行与父亲的接触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他对父亲最鲜活的记忆是：“我4岁那年夏天，爸爸急急赶到上海火车站，匆匆穿过检票口，消失在月台的人群中。”

阅读是开讲的坚强后盾

1968年，曹景行下乡到安徽南部的茶林场，依然坚持白天干活晚上读书。当时，可供读的书很少，于是他千方百计找书来读，甚至连大小队干部发的学习资料也不放过。不管是《二十四史》，还是马列著作，抓到手就狂读。这一路，他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等等艰深的书读了个遍，“比如说我拿一本黑格尔，非常枯燥也会去看，甚至还不止看一遍，不管读不读得懂。”

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后，曹景行顺利地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阅读，是曹景行“开讲”的坚实后盾。

到大学，他囫囵吞枣的“乱读”时代结束：“我有更多的时间来看我想看的书，除了上历史系的课，我还去上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的课。在社科院的六七年，我也大量阅读——这些都成了我后来做新闻工作最重要的后盾。”

“做主持人时，我消耗的全是年轻时代的累积。”曹景行说，在这种累积之上，每天看到的资讯和新闻，便自动在头脑中分类，“比如以巴冲突，我30年前就开始关注，两岸关系关注了20年，中美关系关注了30多年……对我们来说，每个突发的新闻事件都能和原来所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在历史的脉络上有系统地做新闻，就会很清楚、准确。”

不管任何时候，提起自己的成就，曹景行都会谦逊地说：“我们就像一个球队。我不一定是踢得最好的，但我正好在这个位置上，球正好到我脚下，如果这个球踢开了，也未必说我本身很好，是因为这个机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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