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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嵩《西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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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10日，由杭州文史研究会主办的2013年杭州文史论坛暨“历史上的杭州与中国城市史”学术研讨会在杭举行。会上，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特聘委员、杭报集团新闻和发展研究所所长姜青青宣读的论文《南宋西湖的真相》，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

本报今年7月11日报道了杭州学者陈珲对现藏美国福瑞尔美术馆的《西湖清趣图》研究成果，这是一幅南宋院画作品（题名为《西湖繁胜全景图》）。浙江省社科院罗以民研究员发表《杭州“发现”的“南宋西湖全景图”是清代伪作》（羊城晚报7月20日），对陈珲认为的这幅南宋画作提出质疑。之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研究员对此画断代提出了“宋末元初”的看法（杭州日报7月26日）；陈珲也发表了此图非清代伪作的辩驳文章（羊城晚报8月3日）。罗以民随后又发表《再论“南宋西湖全景图”为清代伪作——驳郑嘉励先生的“宋末元初”说》（羊城晚报8月10日）。

姜青青宣读的《南宋西湖的真相》则以大量宋代图文资料为证，指出罗以民对此画的种种质疑存在误读或漏读历史文献而基本不成立，反乱了南宋西湖真相，如传为李嵩《西湖图》和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中的《西湖图》《京城图》等，究竟是否为南宋原作，以及南宋苏堤真相和宋代“伞禁”等史实问题。

事关西湖，事关杭州，兹事体大，本报摘要发表姜青青的主要观点和论述，至于双方意见孰是孰非，请读者诸君，自行判断。

一 半个“仇远”即可认定“李嵩”《西湖图》确为宋代作品

罗以民（以下简称“罗”）：上海博物馆的“李嵩”《西湖图》，史学界从来没有公认过是南宋画。

姜青青（以下简称“姜”）：倘若认定传为南宋李嵩《西湖图》确为宋画，这就相当于建树了一个鉴定《西湖清趣图》真伪的重要的基本“标准”。上博馆研究员单国霖在《宋画全集》中认为：“图上署款‘李嵩’，系为后添。”学术性著述并不确定它的作者是李嵩，但对它断代为南宋，则从来没有疑问，因为这幅画上有鉴藏印为证，图1是留在《西湖图》画面右端的半颗鉴藏印：“□□仇远”。仇远（1247－1326）生于杭州，南宋灭亡时他32岁。《西湖图》上的印鉴足以证明此画的“血统”毫无疑问是南宋的，而与明代无关。

罗：“李嵩”《西湖图》“画中苏堤自雷峰塔西侧起至岳坟，仅此就可断代为明正德后”。大佛头一带的北山是定指，连偏西一点都不是，称葛岭。

姜：以北宋苏堤来定义南宋新堤，那是刻舟求剑。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苏堤在南宋孝宗时有新的修筑，新堤的迄止点“自南山净慈寺门前新路口，直抵北山。”宋末董嗣杲《西湖百咏》写到：“苏公堤，在兴教寺相对。”“潜志”《西湖图》上标示的苏堤南端结点，正是这个南新路和兴教寺。《舆地纪胜》记载的北山的范围，恰恰与罗先生的说法相反，百分之一百包含新堤最北端口的左侧西边一带：“湖分为两，游人大舟往来，第能循新堤之东岸，而不能达于北山。至绍熙中，光宗始命京尹造二高桥，出北山而达于大拂（佛）头，而舟行往来始无碍云。”后来再建两座高桥，才解决了南北向的新堤两侧船只交通不便的问题，游船才能“出北山达于大佛头”。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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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二 南图藏“潜志”《西湖图》《京城图》是唯一存世的宋版原图

罗：《咸淳临安志》上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收藏的两个《西湖图》（还有《京城图》）都是清刻的。

姜：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简称“潜志”）《西湖图》倘若确认为宋代原图，就相当于又建树了一个鉴定《西湖清趣图》真伪的重要认证“标准”。其唯一宋本原图如郑嘉励所说，就藏于南图。现为北大教授的阙维民在《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中说：“北图本载图之卷一和卷十六皆缺，因而无图。南图一残本存卷较全，包括卷一和卷十六，故京城四图保存其中。北图现已藏有南图此本的缩微胶卷，在目录卡中注明摄自南图，《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曹婉如、郑锡煌等编）中的第155幅《京城图》和第160幅《西湖图》（图2）即源于北图的缩微胶卷。”阙维民对这两幅图“源于北图的缩微胶卷”还专门作了交代：“据郑锡煌先生函告，谨以致谢。”阙维民就是据此认定这两幅图为南宋咸淳原刻本的。因此，《西湖图》《京城图》等“潜志”宋代原版地图确实存在，而且就是南图的藏本。

清代很多版本学家和藏书家，已对包括《西湖图》在内的宋版“潜志”京城四图多有记载。如清人吴城在家藏“潜志”上题跋：“近小山赵氏购得宋椠本半部，其图具在”。清代版本学家卢文弨整理“潜志”一书时写到：“友人鲍以文（即藏书家鲍廷博）乃以不全宋刊本借余……宋本前有四图”。清代几次重刻“潜志”，补绘地图的原本所出、经手人和刊刻时间，均有注明。

罗：“潜志”《西湖图》的版框内左下角，赫然留着粗体“王垚刊”；清代改了线装书，刻工大名与地图共存版框内，成了地图的一部分，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清中期以后才有这种版权意识。

姜：两宋时期刻工在版画上留名的案例比比皆是。早于咸淳年的地方志《宝庆四明志》，有图16幅，均有刻工留名，图3为其中两例：左为“府境图”局部，留有“王侃刊”，右为“昌国县境图”局部，留有“洪春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等多种书籍介绍，王垚刻过“潜志”，是活跃在南宋后期的一名图书刻工。《西湖图》上出现他的署名（图4），恰恰证明了它是一幅宋版原图。

罗：《西湖清趣图》、《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等，皆是以明代田汝成嘉靖二十六年刊刻的《西湖游览志》所附的《宋朝西湖图》为母本的。西湖“三塔”是明代的一大地标性建筑，一张“宋”图上出现了明代的地标性建筑，请问此图还“宋”否？

姜：苏轼开建苏堤时有奏本：“已指挥本州候开湖了日，于今来新开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为界，亦须至立条约束。应石塔以内水面，不得请射及侵占种植。”苏堤建成时湖上即有“小石塔三五所”，这是当事人的说法。再看理宗淳祐七年（1247），西湖因大旱而疏浚，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官志“潜志”和《淳祐临安志》记载这次浚湖范围，均提到“三塔”。

明代嘉靖版《西湖游览志》的《宋朝西湖图》其实仿自宋版“潜志”《西湖图》，并可印证南宋西湖确有“三塔”：图5为该图局部，其中苏堤东侧画有“三塔”，其位置和“潜志”《西湖图》相仿。但同样的《西湖游览志》中，反倒是反映明朝西湖现状的《今朝西湖图》上看不到“三塔”：图6为该图局部，苏堤以东湖面上空无一塔。这是因为宋代“三塔”在明代弘治年间（1500年前后）被毁，半个世纪后田汝成写成《西湖游览志》时还未恢复，“三塔”重建是天启元年（1621）前后的事儿。

罗：“潜志”《西湖图》上大佛院与兜率寺并存，似乎为两寺，其实一是俗名一是赐名。这正说明了制图者绝非南宋人。

姜：罗先生质疑的“大佛院与兜率寺并存”是看错书了，因为在《西湖图》上，绝无这样的并存，只有大佛头与兜率寺并存：图7上大佛头的“頭”字看仔细了还是可以辨识的。大佛头是一块巨石雕成的佛像，兜率寺是这个佛像所在寺院的名称，这种毫无“重名”之嫌的“并存”，有何不可？

罗：“潜志”十余图既不避宋讳也不避明讳，但最有意思的是其中一幅《京城图》突然避讳了，把“钱塘门”，写成了“篯塘门”。这大约是避私讳。但宋代官图是绝不允许刻板人避自己的私讳的。

姜：罗先生没说具体的宋讳，却说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私讳“篯塘门”。究竟是“篯塘门”还是“钱塘门”，请看“潜志”宋版原图《京城图》局部：罗先生大概就是依据图8认定这是“篯塘门”。但请细辨，“钱”在那时写作繁体“錢”，因字迹漫漶不清，很容易误会为“篯”字。如果一定说这是“篯”字，那请看同一幅《京城图》上的另外三个“钱”字：图9分别是“钱塘县”“都钱库”“钱湖门”中的“錢”字。请问，在同一幅图上，为什么其他几处“钱”字就突然不避讳了呢？

罗：《西湖图》上最特别的是它在今昭庆寺广场的位置上标注了“王子乔旧居”。这个西湖边的王子乔是汉朝刘向《列仙传》中东周的人物。那时西湖还是海湾，那个位置还在海水里，不可能住人。突然标注一个神仙，在古代叫‘赝记’。古人迷信，作伪怕遭神灵报应，便留赝记告知，您若眼拙看不出来，就休怪我了。

姜：这是罗先生又出现的一个严重“误读”。请看清楚图10这张宋版原图《西湖图》上的字迹：“王子高旧居”！王子高与苏轼同时期，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和《淳祐临安志》对此人事迹和遗迹有记载，罗先生拿“王子乔”这样的“乌龙”来显摆，还要说人家“眼拙”，还要让人家“休怪我”，让人情何以堪！

图11

图12

图13

三 两宋“伞禁”宽严不一，南宋“伞禁”未被冲破

罗：《西湖清趣图》是伪作的一大证据，是图上出现大量的清代“高伞”。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讲到京城临安的一场“伞禁”风波，最后“伞禁”依然没有被冲破，连作者叶绍翁也认为不得不“议诸生罪”。

姜：罗先生再次出现误读或漏读。《四朝闻见录》讲到，嘉定年间太学生因朝廷不许用“青盖”而打“擦边球”用“皂盖”，被临安府查处后又集体闹事，最终皇帝不得不亲自“御批”请诸生赶紧回校舍，并撤了执行“伞禁”的“市长”程覃的官职，而对太学生用“皂盖”一事不了了之。叶绍翁对太学生用“皂盖”是否违法，朝廷缺乏明文规定，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哪有“伞禁”依然没有被冲破？哪有不得不“议诸生罪”云云？

罗：《清明上河图》画有伞30余，但均为街头摆摊的固定伞，路上行人及骑马官员，有热得摇扇者，但绝无打伞者。

姜：《清明上河图》上行进中的伞不但有，而且还是一顶高规格的罗伞（作者张择端可是宫廷画师，有关罗伞的规矩他懂的）：图11是虹桥至城楼一段主干道上一顶在牛车前的罗伞。对此，街上行人视而不见，根本没当它一回事。

此外，不少宋画均可说明宋代“伞禁”的松弛，如图12为入选过中学历史课本的宋画《耕获图》（局部），乡下人田野耕作照样打出高端罗伞，与你城里人有得一拼。图13宋代民俗画《百子图》（局部）中，孩子们恣意耍弄高柄罗伞，真是“儿戏”！

四 南宋临安城的筑城真相

罗：南宋清波门是“暗门”，就是平时门外覆以假砖，战时突然开门袭击攻城敌军，如果上设城楼就暴露了此处有城门。但《西湖清趣图》上的清波门，不但上有城楼还下有门洞，根本就不可能出自南宋人手笔。

姜：《梦粱录》介绍临安城城门时说得很清楚，清波门俗呼“暗门”，属于旱门，不但有门，而且“皆造楼阁”。清波门如果真是军事用途的暗门，那一定会外覆假砖，不但看不到城门（看到了就没有军事机密可言了），而且根本无法通行，那罗先生说的陆游“细雨骑驴出暗门”，究竟该怎么个出法？“俗呼”的名称也许是“已往”的事实，但并不能因此而胶柱鼓瑟去定义“当时”的事实。

罗：《西湖清趣图》上钱塘门外居民住宅居然紧挨城墙，也不怕杀头？

姜：《宋会要辑稿》记载的绍兴二十八年拓建皇城东南之外城的情况是：“今来所展城阔一十三丈，内二丈充城基，中间五丈充御路，两壁各三丈充民居，所展民屋六丈，基址内有可以就便居住之家，更不拆移……其新城内外不碍道路屋宇，依旧存留。”毗邻皇城的新建城墙两壁各三丈、合计六丈的区域，都允许有民居，相对远得多的钱塘门外的城墙下，就更不在话下了，罗先生想象的杀头之罪恐怕连“莫须有”都沾不上。

罗以民说他从7个方面、至少20条证据，证明《西湖清趣图》是清代伪作，其中任何一条证据成立，此画就必伪。从学术论证上来说，确实如此。但似乎又不尽然，这么多证据因错读、误读和漏读而基本不成立，不但无助于澄清事实，反乱了宋朝西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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