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 忠 摄

1968年，杭州西湖边

1976年，黑龙江鹤立河农场

1996年，杭州

1997年在杭州汪庄看望巴金老人

中秋节前半个月，正是“八月桂花香”的时候，张抗抗出现在杭州，为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知青文库》做签售。

之前，出版方征求张抗抗的意见：去黑龙江，还是去杭州？

19岁插队，34岁离开，黑龙江是张抗抗“生命中最美好的十五年都留在那里”的地方，是她的“心灵再也离不开”的地方。

没有丝毫犹豫，张抗抗选择了杭州——这里有生她养她想她念她的父母。

当年为了写作，选择留在东北，80年代婚后定居北京。后来的许多年里，张抗抗总是想，为什么当初不回杭州呢？父母有事多少也会有个照应吧。每每念及于此，她心里就会生出来许多愧疚自责。如今，父母九十高寿了，她仍然没有回到杭州。

作为作家，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作为国务院参事，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她的工作实在太多了：阅读与写作、各种文学作品研讨会，政协、作协、国务院参事及社会性事务，她的时间需要分分钟安排妥帖。如果没有会议，她每天上午看报浏览杂志，或是料理一些个人事务，下午四个小时基本在电脑上工作。晚饭后散步一小时稍作休整，然后就是电话、大量的电子邮件、信件等着处理。一天在电脑上七八个小时，往往忙到深夜才能收工。临睡前还要看一会儿书。所以她的手机常年24小时静音。

“在北京这个城市，四面八方来的朋友多，一年四季的会议不断，我的时间永远不够用，也不会撒谎说我不在，又不愿意让朋友失望。所以我确实非常苦恼。出去买东西永远匆匆忙忙，没有时间挑挑拣拣，经常花冤枉钱，用物质的代价来换取时间，这就是我的生活状况。”

张抗抗基本上没时间娱乐消遣，从来不看电视连续剧，顶多两三周能在家里看个经典碟片。若有大片新片上演，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就很奢侈了。但北京的戏剧很活跃，常有新戏好戏，凡是遇上她喜欢的导演和编剧的作品，她总会抽时间自己买票去看。她早年学过戏剧编剧，自称是业余戏剧爱好者，这也算是她唯一犒劳自己的文化活动。“小百花越剧团”每次去北京演出，她都会去给“毛毛”（茅威涛）捧场。在柔美优雅的乡音中寄托她的乡情。

但她的事情再多，每隔三四天总要给父母打个电话，嘘寒问暖、陪父母聊天。父母通情达理，不希望她放弃自己的事业回杭州伺奉。做女儿的，只能尽量做到常回家看看。她说如今全国各地的文学活动，基本哪儿都去不了，只有浙江的活动能够“请动她”。她把所有“节省”下来的时间都给了杭州。父母一旦生病住院，她肯定飞回杭州，病房的医生护士差不多都认识她了。幸好家里还有个妹妹，日常照料父母基本都由妹妹张婴音承担。她感叹说，妹妹很有天分，写过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但为了照顾父母和支持姐姐工作，这几年只能把创作暂时放一放，她很感激也很愧对妹妹。

那日，在庆春路新华书店签售，张抗抗忍不住在家乡父老乡亲面前“秀”了一把杭州话，她一开口，好像顿时换了一个人，那种“杭州女人”特有的味道就出来了。

关于那段知青岁月，她并不同意青春无悔的说法，“整整一代人荒废学业，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怎么能无悔呢？” 她说我们当年去北大荒，最大的贡献就是带去了南方的城市文明，最大的收益就是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锻炼了意志。两种文化碰撞，就像今天的外来务工的“新杭州人”那样，在为杭州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杭州成长发展。

那天在杭州，上了年纪的，或者有过知青经历的读者，借了签名的机会，总要和张抗抗说上两句。她笑盈盈看定对方，认真耐心地回应着。后来买她的书找她签名的人太多，以至于出版方等不住，分出一拨人先行去找晚餐的地方。签售结束，出了书店，站在庆春路上等车，听说安排在文晖大桥附近一家酒店，张抗抗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不去茅家埠吃农家饭呢？那才是杭州人的生活方式啊。她对于那天没有能陪叶辛去西湖山里吃饭感到很不爽，看得出来，她身上到底还是留有一种讲究用餐环境地点的“小资”情调，对宾馆酒店的“会议模式”没有兴趣。后来因为叶辛（《蹉跎岁月》的作者）已经在酒店等她，她才只好妥协了。她和叶辛是老朋友，早在1975年，两人都在上海同一个出版社同一位编辑的指导下改写长篇。还是1980年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的同班同学。叶辛评价她，说张抗抗好厉害的，我们以前在一起常常要争论，总是我让她的……

在张抗抗身上，南方人的温婉细腻善解人意和北方人的爽直干脆快人快语毫无障碍地结合在一起，既矛盾又和谐。

接触张抗抗，你会不由自主想起她那本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作女》，你会想起里面的主人公卓尔——那个重感情，讲义气，有精力，爱折腾的“作”女。

张抗抗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潜质，但还够不上作女的资格。

也许，在她心中，更愿意自己是那个爱做梦的小女孩，像她在《嫁衣之纫》中写的：我一定要穿超短的连衣裙和背带裙，格子的、小碎花的都好看，配一双白色的连裤袜，还有一双小红皮鞋……扎一把粗黑的马尾辫，再系上一只漂亮的蝴蝶结，玫瑰红色或天蓝色，我在风中奔跑的时候，蝴蝶结像翅膀那样飞起来，我就变成了一只风筝。

三种角色

身份一：杭州女儿

我不敢沉溺在杭州，怕自己跟着闲散了

我在北大荒待过八年，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在北方时，我的故乡在杭州。但是，当我在杭州，我还有一个更为遥远的故乡广东。我的故乡从南到北贯通一条长线。

德清是我外婆的故乡，那里出了诗人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我多次参加德清方面组织的游子文化活动，江南山水的人文蕴含深厚。

余光中先生曾说，有汉字的地方，就是故乡。有些作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我的感觉有所不同。

我更在乎亲情，我的父母、亲友、荒友、老师、同学都在杭州，有亲情的地方就是故乡。

我现在正在步入晚年，希望晚年后，能有比较多的时间住在杭州。

作为故乡，有亲情，童年少年的回忆都在这里。除了是故地，杭州还是一个港湾，一个疗伤、修身养性、重新出发的地方。

但是面对杭州，我一直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想回来，前几年杭州市政府邀请我去西溪文化创意园看过，考虑到两地居住很麻烦，也就放下了；另一方面，我在北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没有到享受生活的时候。

杭州是一个非常休闲的城市，适合闲散，过轻松日子。

我不敢沉溺在杭州，怕自己也跟着闲散了。

目前没有回杭州定居的计划，以后的事情听其自然吧，凡事随缘，不必刻意。

身份二：著名作家

我希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现在对一般性的写作已经不感兴趣，比如说《作女》这样的长篇，前后一年就写完改定了，很轻松。拥有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每隔两三年写一部新长篇，当然没问题。但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对原来的写作已经不太满意了，希望自己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就导致我现在手中这个新的长篇，从2007年开始写第一稿，至今还没有改定。第二稿写了60万字，觉得太长太繁琐了，好作品不需要那么长的。我希望把它压缩到30万字，因此构思和结构全都要重起，这个修改工程很艰难。长篇小说是重体力劳动，还需要耐力。

若是作家都以这样的速度写作，就无法养家糊口了。好在我现在不会被饿死，所以愿意沉下气来，写一部对得起自己的小说，至少不是平庸之作。这部小说有关八十年代历史回顾，和启蒙有关。

10年没有长篇小说推出，但我自己不会有压力，也不会被外界压力所干扰，一个人不能受制于外界。我只是担心自己的目标太高，而才能和认知达不到。我不希望自己迷恋小说技巧的精湛而放弃思想的力度，好作品总是要能够给予读者新的东西。

对于我以前的作品，比较满意的是几部长篇，《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以及大量的散文和部分中短篇小说。完成的时候肯定是满意的，时间长了回头去看，会觉得这里那里都有缺陷。但有时重读旧作，心里也会惊叹，那时候年轻，文字是多么激扬啊。这就是幼稚和成熟的矛盾。一旦“成熟”； 怎么写都觉得不对劲了。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内心的表达。生活、思考，然后用文学的方式梳理自我。我写小说是为了解决自己对于人生和社会不明白的问题。写作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更看重写作过程对我个人成长的作用。作家重要的是不重复自己，而是不断地超越自己。

身份三：国务院参事

我在提案里特别提到杭州市政府扶持民营书店的事例

做了三十多年职业作家，作息时间一直相对自由散漫。受聘为国务院参事后，要开始习惯如同上班的每周例会。

参事工作经常要听取文件的传达或是高水准的专业性讲座，去各地搞选题调研，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各位参事都是各行业的专家，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调研也能接触到许多实际问题。

这个身份的作用是双向的，作家与参事，功能可以互补。作为参事，会比较多了解全面的信息，多一点学习，或者更多一些对现实时事的关注，而且在一个更大的平台和高度上来思考研究问题，对作家的视野、个人整体素质的提高、介入社会的程度，有一定的益处。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平时观察事物的求真习惯思维，也会对社会事务有更多敏锐、细致的发现，这是它们的相融之处。

我比较关注文化问题，有自己专门研究的方向，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维权、文化创新、文化建设等等。

2011年我曾努力推进《著作权法》的修改，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今年正式启动《著作权法》修改，国家版权局在社会上和网络上广泛征求意见，是我国历年修法的一次大胆创新。目前《著作权法》修改第三稿已经完成。

近年的“两会”期间，我做过多次有关重视传统书业的提案，建议政府出台扶持书店和纸质书业的政策。我在提案里特别提到了杭州市政府每年拨出300万资金扶持民营书店的事例。

作为国务院参事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我只能尽力而为履行职责，这同样也是公民的责任。我觉得自己已经相当“不自私”了，经常在为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奔忙；我帮助了很多人，既花费时间也没有报酬。但我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于“参政”。我是一个写作者，我最重要的事情，是写出更好的作品。

一些观点

你怎么看现在的文坛？

目前的文坛还算得上是一方相对清净之地。各种评奖、申请入会、职务安排，大多依据作家的文学成就和作品的文学标准，基本公平公正，很少有“贿选”的事情发生。

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经过30年的磨炼，近年的文学创作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优秀的中国作家群体基本成型了。50后“老作家”到80后“新生代”，作者年龄构成呈阶梯式，每一个代际都有好作家和好作品。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各语种的作品越来越多，世界文坛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在国际上的声音也逐渐响亮起来。

我主张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多元化多样化，写作是很个人的事情，每个读者也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口味。你可以不喜欢，但不可能扼杀。有些作品毁誉参半，也许正是由于它冲破了常规思维，需要时间来鉴定。

我个人的标准，一般不喜欢墨守成规、中规中矩的作品，不喜欢思想平庸、毫无新意的作品。如果说到中国文学的不足，仍然是我10多年前在杭州一次作家“论剑”时说的那句话：中国当代文学至今依然“缺钙”。

一个人的外表再漂亮、五官精致、身材完美，而一旦体内缺钙，会导致骨骼萎缩，腰腿弯曲，无法“直立”做人。

莫言会获诺贝尔奖吗？

（本次采访时莫言还没有获奖）

我从来不善于对任何事情发表“预言”。但我相信中国作家早晚能得到诺奖。中国很多作家都已经离诺奖一步之遥，只是不知道谁是最终折桂的那一个，恐怕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诸种因素合一的那种运气。

莫言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作家。20多年前他刚“崭露头角”，我就向海外汉学家推荐过他，希望他们注意这个新作者。他的作品一直在不断创新，每一部新作都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惊喜。他的故事全都取材于中国的本土乡村生活，但他又特别擅长吸收西方和南美的现代小说的技法，找到了两者之间一个最恰当的温度熔点。他是一个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家，从小说构思到人物塑造，他总有奇思怪想，他的语言狂放无拘无束，想象力特别丰富，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一看就知道是莫言的作品。我还看过他的话剧《霸王别姬》，由于他擅长语言艺术，所以他的话剧对白很精彩。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莫言还会写戏。

对青年作家有期待吗？

我对青年作家当然有期待。青年作者每年都在涌现，作品数量巨大，除了韩寒、郭敬明，还有安妮宝贝都不错。七堇年、落落、笛安、痕痕、当年明月、唐家三少、跳舞、我吃西红柿等都是近年出道的新作者，或通俗或纯粹，但作品都很有才气。对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应当有期待。但文学是一场终生的马拉松，只有坚持到最后，才能看到彼此的距离。

可以评价一下你自己吗？

一个人评价自己很困难，客观看待自己更不容易。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

只能说我是一个认真的人，诚恳的人。我努力去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这是对自己满意的地方。我对自己的不满意，就是太要求完美，把自己搞得很辛苦。

你个人最在乎什么？

我在乎自己良心的安宁。在乎亲情和友谊。在乎生命质地的良好感觉。没有“最”。

相对来说，成功、名誉、物质金钱，对我并不重要。比如拥有名牌服装、昂贵的首饰、过誉的赞美和好评，所有那些身外之物，都是我不在乎的。我在乎自己所拥有的内心，那些看不见或看得见的良知和情感。

所谓“心的安宁”，便是无怨、无恨、无憾。

你最不在乎什么？

我不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在乎外界怎样评价我。我看重的是人生的体验过程，看重自己是否满意。哦，我经常丢失东西，当然不是名贵的，所以不很在乎。

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高度：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

其次是作为一个“家庭与社会成员”的高度：律己内敛，善待他人。

最后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高度： 思想的深度与表达的丰富性合一，即作家的高度。

但我实际上从不预设目标。当年在北大荒的油灯下开始写作，从未想过有一天成为作家。我是一个随遇而安、没有“野心”的人。作品的思想深度对我更有吸引力。

你有什么遗憾吗？

19岁离开杭州，几十年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太少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相信自己可以写得更好，但目前我还没有达到。应该还有时间努力，不算遗憾。

记得泰戈尔有一句诗：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人生大体如此。

名家名片

张抗抗，1950年生于杭州，杭高初中毕业。19岁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已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共5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集60余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张抗抗自选集》（5卷）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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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图片由张抗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