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著名作家。1962年生于山东诸城，现为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擅长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进自己的作品，为读者重现古帝国文明，“考古中国”系列图书《秦始皇陵之谜》、《世界第八奇迹》、《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风雪定陵》、《万世法门》等为其考古纪实代表作。

岳南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独特研究，其耗费8年心血创作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出版后深受读者好评，畅销至今。

“我十六年前就应该红了。”

彼时，他和别人合写了《风雪定陵》，被称为中国第一部考古纪实长篇小说。

“如果有现在的宣传力度，如果有现在这样发达的网络环境，《风雪定陵》当年就能卖出至少30万册，甚至100万册。”

这个50岁的男人骨子里有一种睥睨天下的狂傲，说话百无禁忌，有时甚至透出几分恶毒刻薄，而举手投足间，真诚豪爽，挥洒仗义。若是生在古代，即便不是江湖好汉，也必是一绿林响马。

他承认，他的性格和他最崇拜的人——傅斯年先生很像，同是山东人，想必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缘故。

而他也把自己文学路上最早最深的积淀归功于自己的家乡，山东诸城。

岳南把诸城总结为“三大家”之地，孔子的女婿（公冶长）家，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家，毛泽东的老丈人家（江青老家），至于其他名人，张择端，刘罗锅父子，王尽美、王统照，臧克家，王愿坚兄弟……对这些，岳南深感自豪。

历代有名人，自然有传统。在这种环境中，岳南对读书特别感兴趣。高中开始写诗歌散文，自称“青年诗人”，办过文学社，当过社长兼总编辑。

岳南记得，那时候，鲁迅文学院办一个函授班，会有两三千万人参加，山西团省委的《山西青年》杂志办了个函授大学，报名的文青有几千万，拿着那些报名费，山西团省委兴建了一幢大厦叫希望大厦。

1979年高考没考上，回家种地，因为有点文化，当了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然后入伍当兵，仗着几分文字功夫，上军校，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本来想成为号令千军万马的将军，没想到成了一个纸上谈兵的文人。

故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爱好文学的扬州姑娘。

岳南是这样描述的：“两个文学爱好者，相约去定陵，面对那震撼人心的地下玄宫和伟大的考古发掘往事，当时还青春逼人潇洒英俊的我和扬州女孩相约，我要写出一部关于定陵地下玄宫考古发掘的大书留给这个世界。”

不管是留给这个世界，还是留给那个扬州姑娘，1991年，岳南与定陵考古队队长夫人杨仕合著的《风雪定陵》出版，五年后获台湾媒体“十大好书奖”，次年，到定陵参观的台湾同胞突破30万人，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看了《风雪定陵》。

这本书照亮了岳南的文学之路，至于那个扬州姑娘，不知所终。

从《风雪定陵》开始到接下来的写作，岳南不断听到考古界的人提到李济，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永、董作宾等光辉的名字，最终，对民国大师的兴趣引导他写出了名震江湖的《南渡北归》三部曲。

采访开始，在鸟巢旁岳南十六楼的家里，我说，岳老师，实在不好意思，很多话你都说过无数遍了，还得麻烦你给我再说一下。

岳南说，没事的，我给你说一些没给别人说过的。

……

采访基本结束，我说，岳老师，给你拍几张照吧。

岳南说，好的，等一会。起身进了卧室。

一会儿，岳南西装、革履、衬衫、领带，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客厅，找好位置，摆好姿势。又到书房，又找好位置，又摆好姿势。

午饭了，他说，走吧，我们到外面去喝两杯。

说话间，拿过衣帽架上一个小挎包，从抽屉里找出一方印章（要给本栏目写几个字），小心地包好，塞进小挎包。变戏法一样，一顶窄边圆顶黑呢礼帽出现在他的头上。最后，他从地下的箱子里拿出一瓶京酒，放进小挎包里。

喝酒，天南海北，域内世外，岳老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喝到酣畅处，岳老师痛骂一个“小瘪三”、几堆“臭狗屎”。

采访外带喝酒，六个小时，时间过得真快。

岳南眼下很红。

不是因为他是中国考古纪实文学第一人，也不是因为他是岳飞的第三十一代孙，更不是因为他写过的书每5年就要翻印一次，且销量都在10万册以上，而是因为他的新书，《南渡北归》。

2010年年底，《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出版。

尽管敏感的媒体把它和贾平凹的《古炉》、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等书一起列为2011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最期待的10本书”，但再敏感的媒体也没有意识到这本书所具有的重磅的持续的爆炸般的冲击力。

《南渡北归》频繁出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报纸杂志门户网站读书栏目的推荐榜单上面，几个月前，《亚洲周刊》把这本书列为“2011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榜首，《朱镕基讲话实录》排在第三。

因为热销，书的主人出现在2011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4位，其后有刘震云，于丹，贾平凹等人。生活相对宽裕了，在儿子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岳南终于还清了房贷和车贷。

去年六月底，岳南应台湾出版方的要求去做宣传，其间，与时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力俊见了面，陈在16年前就读过岳南的《风雪定陵》，很有好感，半小时的谈话后，陈力俊代表学校邀请岳南做台湾清华大学的驻校作家。之前，这个位置空缺，再之前，这个位置上是著名作家龙应台。

岳南后来知道，他去台湾之前，《南渡北归》在宝岛就炒得很热，有个电台主持人叫胡中信，是马英九的智囊团成员，也是拥护祖国统一的知识分子，他看了《南渡北归》之后，连续几天在电台上发起讨论：在历史进入辛亥百年，为什么台湾作家和学者没能写出这样一本概括百年知识分子喜悦与苦难的大书，而被一个大陆前解放军战士写出来了？

岳南正式受聘台湾清华大学是去年10月1日，上学期，他给台湾清华大学师生做了三场报告，就是所谓大课，大课向全社会公开，演讲通告会贴到市政府门口，也会贴到街道社区里面，社会各阶层想听的人都可以来听；他还讲小课，针对的是写作的学生，有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七八个人，约一个星期开一次小课；他也配合学校开一些会议，如“授予金庸名誉博士学术研讨会”，“梁启超来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等。

做驻校作家，岳南除了能拿到一笔薪水，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查阅收集写作资料，学校在新竹市，高铁半小时，巴士一个小时可到台北，去“中央研究院”，“国史馆”，“故宫”等文化学术单位很方便，而台湾历史资料开放度大，可以查阅，民国时期的名人后代也多，方便岳南采访写作。

岳南还想更红一点。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他，就会有更多的读者来买他的书看他的书。作为一个写作者，谁不喜欢获得更多的人认同？谁不希望自己的书卖得更多更好呢？

之前写了八年，岳南几乎和外界没有了接触，采访，收集资料，筛选辨伪，山南水北地跑，没日没夜地写。朋友打电话叫着去喝酒不去了，小圈子的活动因为忙只好放弃了，时间久了，朋友也都不和岳南来往了。

《南渡北归》出齐，岳南浮出水面冒了个泡，一时，朋友又都回来了，每日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岳南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如果不是受聘于台湾清华大学这档事，过去一年多，岳南干的唯一的正经事就是宣传《南渡北归》。一年多没写什么东西了，出了本《大师远去》，也是一些老资料的整理，卖书已经把他卖烦了。

烦也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做宣传。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的孩子，不对他好能行吗？何况，眼前的情形是，好像老农一样，生了一大堆女孩子，盼星星盼月亮来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老来得子，把他扔到一边自个儿没事偷着乐也说不过去。

况且，写得再多，没人知道，那有什么用？写书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所以，岳南希望自己名声再大一点。

尽管如此，岳南还是不想再折腾了。接下来准备写《梅贻琦大传》，还有搞了一半的《安阳殷墟发掘》也要写完，以后会离这个领域远点，转写政治人物，从《蒋介石大传》开始，还是会围绕民国政要来写。

岳南说，剩下的时间，就是余生，再写10本就差不多了，够30本了，写那么多做什么？

岳南注定会红。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一个崇尚武力的人，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一个不愿意与草木同朽的人……

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有志向的人，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不愿意与草木同朽的人。

这是我从小的概念，我不是在吹啊，我从小听了很多英雄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我父亲很小时候就对我说：孩子，人过留声，雁过留名啊，你要争口气成就一番大事业。我知道一个人生下来要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

我是一个把文学当成事业的人，艺术不是谁都可以搞的，川端康成说过一句话，“祖先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的传承，才能绽开一朵花。”

我这个人性格不好，不能做唯唯诺诺的事，不能做唯心的事。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把别人看得太轻，别人都是臭狗屎。

我崇拜傅斯年，不仅仅因为他学问好，和我是山东老乡，更多是因为他的脾气和我很对路。傅斯年抗战流落到李庄时曾对他的学生何兹全说过，他崇尚打架，当年在北大，打遍北大无敌手，有一次，在北大门口，二十多个人和他打，他不怕，最后被打倒在地，不是看大门的老大爷拉开吃亏就大了。他自己也说，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

我在性格上和傅斯年很像，小时候在农村，是司令，经常领着三四十个孩子和邻村的孩子打架。我主持制造过上百支弓箭，是用竹皮子制造的，专射对方的屁股，能射到五十多米之外。

10几年前，有一次自行车被撞，对方六个人，我是武警，练过擒敌拳，我一般能打倒四个，那天六个人，我吃亏了，头上受了伤，这个伤到现在还有感觉。

和傅斯年比，我没有他那么努力，我没有傅斯年的学问功底，他七岁的时候，爷爷在被窝里已经把二十四史给他讲完了。我没有傅斯年聪明，他的聪明是很少见的。我没有傅斯年梁山好汉一样的煽动能力，我没有他的家学渊源。我是岳飞第三十一代孙，傅斯年是清朝开国状元、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的第七代孙。我出生和成长的时候，家族早就衰落了，傅斯年成长时，家族尽管走向衰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傅的曾祖傅勋做过安徽布政使，李鸿章、丁宝桢等都是他曾祖的学生，他的祖父是辛酉拔贡；父亲是甲午顺天举人，主讲龙山书院六年。这一切，都是我与傅斯年没法比拟的。

我一生可以写三十本书，我认为至少可以留下二十本，或者全部留下，至少五百年不会消失灭绝。

因为我有十二本书是写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掘的，这些发掘基本上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即便战争开始，也是全人类的财富，你不能轰炸兵马俑，你不能轰炸十三陵和北京猿人遗址，既然不炸，就有人参观，就有人问，当年是怎么发掘出来的。这些都能在我的书里找到答案，没有第二个人告诉你这些世界遗产是怎么发掘的。我是一个人一个人采访写出来的，你要是胡编，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书，每五年要重印一次，二十年过去了，我的书在不断地重印着。

说到我个人才气，我是中才，不是大才，不是小才，不是天才。当然，所谓天才也是爱因斯坦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百分之一的灵感”罢了。

陈寅恪是天才，这个天才与他的努力和汗水分不开，他从十三岁开始留学，到过日本、瑞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一共学了十六年，眼睛看书都看坏了。抗战时在成都燕京大学教书，双目失明，现在谁能下得了这个苦功？

《南渡北归》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写《南渡北归》？

关键词：考古 渊源 李庄 大师

在之前写《风雪定陵》《秦始皇陵之谜》这些书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许多考古学家，他们经常向我提及自己的老师，李济、傅斯年、梁思永这些人，也经常会提到抗战时这些前辈们待过的一个名叫“李庄”的地方。

老是听他们说，我就慢慢对这些人有了兴趣，也对“李庄”这个地方产生了兴趣，就跑到那里去了。

当时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辗转来到四川李庄，他们住在一座山上，要走500级台阶才能到，比当年水泊梁山还要高，山后就是长江。实地勘探，使我很感动，为当年学者在颠沛流离中的激情感动，体会到他们在流浪中的不容易，现在社会，太缺乏这种治学精神了。

开始有一个大的概念， 突破点是《李庄往事》，西南联大李庄呆了六年，所以从李庄开始，如果是云南，牵扯的面就太大了。

就那样，一边采访整理，一边写，一边出版。

这本书为什么会热卖？

关键词：题材好 有情绪 爱憎分明

一是因为题材宏大，牵扯人物众多，大师云集，星光灿烂。

二是人们对当今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不满意，《南渡北归》有这个情绪，是一个突破口。

第三，我下了很多功夫，为了写这本书，几乎和外界断绝了关系。浮躁年代，用八年时间去写几本书，挺得住，熬得住，这样做的人已经很少了。

第四，在写作手法上，我做了些尝试和突破。比如在开头结尾，结构安排上，人物选择上，选谁，写谁，谁能写，谁不能写，进行了长时间的构思。有些语言，用了一些比较基层，比较民间，口语化的，通俗化的，老百姓的语言。

我的文字特别有感情，爱憎分明，该抬的抬，该骂的骂，比较鲜明。像傅斯年说的，血液在流淌，文艺在飞扬，我做到了。

另外，书中有很多注释，比正文好看，好的东西，都埋伏在注释里。这样加注，我是中国第一人。

大师之后真的再无大师吗？

关键词：传承断裂 胸无大志

大师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传承的，但是我们的传承断裂了。再就是现在物质代替了精神，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即便当年那么贫困，他们也不曾放弃。费孝通说过，他们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第一是爱国，第二就是视学术为生命。这是那一代学人精神上的共同之处。

现在有多少有这样想法的学者呢？我还是引用费孝通的话，他说，“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

这个样子，是不可能出大师的。

听说要出新的版本了？

关键词：补充 两个人 10万字

补充了10万字，字体比原来大一号，新版就叫“大字版”吧，六月份出。

10万字的补充，有7万是放到两个人物身上了，一个是蒋梦麟，你们浙江人，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战结束后，胡适接替了他的位置，到台湾后结局不好。这一块有3万多字。

另一个是叶公超，这个人物有4万字，曾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钱钟书考清华的研究生时说过，清华大学外文系没有一个人能做他的导师，“陈福田太俗，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

后来叶公超去了台湾，尽管也曾做过高位，但最终被蒋介石软禁，忧郁而终。

电视剧筹拍得怎么样了？

关键词：罗浩 开拍 两难

现在正在筹拍，是中央电视台台和北京大学合作，制作人是罗浩，就是《雍正王朝》《走向共和》《恰同学少年》的制作人。

电视剧的女主角是林徽因，男主角定不下来。是在傅斯年，陈寅恪，梁思成三人中选一个。如果选梁思成，那又是一部《人间四月天》。如果选傅斯年，或者选陈寅恪，在具体层面上很难操作。

我听说，只拍《南渡北归》的前两部《南渡》和《北归》，《离别》那一部不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