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普（资料照片）

郭明玲

詹科杰

马俊河

在卫星地图上看甘肃民勤，从一个点开始，逐渐放大——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从西、北、东三面合围而来，像一只正在收拢的手。再推进一点，灰黄底色上，有一丝绿，极细，极淡。

那是“沙漠卫士”梭梭。它没有华丽的冠盖，却在黄沙之上钉下绿色的锚，它的叶片像细小的鳞甲，根系却向地底十几米深处延展。

一株梭梭，能“攥”住十平方米流沙。

坚韧如梭梭，在民勤扎根也绝非易事——这里年均降水量仅120.8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675毫米。

从杭州出发，跨越2300公里去民勤看梭梭，这个约定缘起于2010年春天，一场沙尘暴让温润的江南猛然察觉，风沙的威胁并不遥远。

杭州日报记者来到民勤深入采访，2011年向杭州人民发起“西湖无法复制、绿色可以传递”的倡议，由此开启持续治沙、万亩造林的媒体社会服务。

十几年间，一张报纸，万千读者，在腾格里沙漠建成18000余亩生态治沙“杭州林”，面积已远超西湖水域，成为国内首个以城市命名、持续周期最长、群众参与度最高的媒体治沙公益项目。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调：“特别要实施好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项目，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一代代人的治沙脚步，不曾停歇。

他的左肺外面，沙尘形成了一个“壳”

1961年，气象学家、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向沙漠进军》。文章指出，沙漠是人类最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抵御风沙袭击的方法是培植防护林。也是在这一年，民勤第一代治沙人、当时44岁的郭普举家迁至民勤西沙窝——民勤著名风沙口，早期治沙站便设立于此。

郭普（1917—1994），甘肃秦安人，15岁到兰州求学，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41年学成回甘肃，1948年赴张掖农校任校长。张掖农校当时已有果木栽培和沙生树种研究，他由此开始接触防沙治沙。

曾经的民勤，草丰水美。但郭普初到时，已经风沙肆虐——一场风刮过，沙丘堆到房顶，要出门，先得挖开门口的沙。

郭普的女儿郭明玲回忆，父亲几乎年年带队进沙漠考察，一去最短一个月。为什么选在最热的六七月？春天忙着抗风沙、造林，夏秋季节，去观察沙漠的流动。

进沙漠，卡车把帐篷拉到沙丘边上，后面的路全靠走，沙尘一口一口吸进肺里。饿了揪面片，吃完碗底落一层沙。有一回，赶上大风，骆驼半个身子被沙埋住，拉骆驼的老农也迷了路。等风停了，四面全变了样，困了好几天，干粮吃完，走不出来，幸好有牧羊人路过。

1983年，郭普最后一次带队进沙漠，出来时是被担架抬着的。去医院检查，大夫说，他的左肺外面，沙尘形成了一个“壳”。

“父亲听说住院费贵，坚持要出院。他在床上躺着，吸着氧，手里拿着资料，研究、改写。等能支撑着坐起来，把氧气瓶推到写字桌旁边，他继续写。”

过去的民勤，沙进人退。治沙站建成以后，“沙退人进”开始一点一点实现。第一代治沙人用身体丈量沙漠，把一生扎进沙里。

我们全部在沙丘上住着，收集数据

郭明玲是在郭普到民勤的第二年出生的。父亲为她取名“明玲”，心里憧憬的，是“明天”的民勤玲珑锦绣。

1964年，郭普和治沙站的另一位专家施及人发表《治沙科学研究初步成果综述（1959—1963）》，并建议在民勤县薛百公社沿风沙线建设“治沙样板”。

“那些年的治沙站，人人忘我工作。”郭明玲年轻时也在治沙站做过蒸腾实验，30个小时没睡觉盯着数据。“这些实验不允许你待在办公室或家里。我们就全部在沙丘上住着，把所有的数据收集回来。”

“我父亲那时候要求特别严，很多年轻人‘怕’他，如果父亲看见那些大学生聊天，他马上要去说，‘实验做完了吗？’”

郭普一心希望年轻人进步，绝对不允许用别人的数据来写文章。郭明玲回忆，父亲对年轻人的要求就一条：数据必须是自己做出来的，没时间做，就带着团队一块做、一块总结。“整个团体做出来的成绩，每一个人都有份。”

“我爱人刚毕业时，自己做了些实验，收集了一些数据，又参考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论文，想请父亲帮忙修改提建议。我父亲批评了他，直到他把所有非自采数据全部去掉，从头开始重新做研究分析，父亲才给他修改。”

郭普一直认为，沙漠并非不毛之地。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提出“沙产业”理论。郭普用白刺果榨汁，起名叫“沙樱桃”；号召大家用沙枣核做门帘、做包；还研究肉苁蓉的药用价值。“他一直在想，怎么让沙丘周边的农民富起来。”

1994年，郭普因病离世，死因是风沙尘肺。临终前，他给民勤当地和他一起数次进出沙漠的驼农写信告别。那些驼农从民勤坐客车到武威，又从武威坐火车到兰州，就为了最后见上一面。

“父亲想念民勤。他说自己这一生，唯一遗憾的，就是还有很多设想没有干完。”

他用观测系统，试图摸透沙尘的脾性

在民勤治沙站，有一棵60多岁的柳树，年年春天发新芽。那一排陈旧的土砖房至今舍不得拆去——不仅因为这里曾是第一代治沙人的家，更因为它依然是后继者的“战场”。

詹科杰，甘肃张掖人，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民勤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2002年他刚到所里时，整个甘肃省林业系统有4个研究员，其中3人在治沙所。“现在仅我们所就有46个研究员了，任务也更重了。”

一到观测站，他带我们去看近地面0至50米沙尘观测系统——3座50米高的铁塔，从荒漠到绿洲边缘，再到绿洲内部，连成一条8.3公里的线，像一把巨大的刻度尺，笔直地插进沙地。

“国内首套近地面沙尘观测系统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建成于2006年。”詹科杰说，气象站测的是10米高度风速，卫星自上而下观测但常受云系干扰，雷达又存在近地面盲区——而0到100米，恰恰是沙尘天气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

第一代观测系统，取样要人爬上去。50米高，19层，刮一场风取一次样。“我第一次爬上去要20多分钟。刮大风时绝对禁止人上去——地面上都站不住，上面更站不住。”

这套系统一直用到2025年。

第二代观测系统有了升降系统，设备降下来，人在地面取样。从手动记录到无线传输，从只测风沙到土壤、植被、小气候一并监测——一代一代改，为的是把沙尘的脾性摸透。

依托这3座塔，科研人员得到一个关键数据：沙尘从荒漠进入绿洲，途经完整林业防护体系后，0到50米高度的沙尘水平通量消减率达69%到76%——四分之三的沙尘被拦下来了。

这些数据，支撑了一个重要转变

1979年出生的詹科杰皮肤黝黑。“有人问我这样付出值不值得？我是一名科研人员，做的都是分内工作。国内首套近地面0至50米沙尘观测系统采集数据到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值——这些东西之前没有过。”

他带我们参观蒸腾池——4米见方的水泥池里，分别种着梭梭、柠条、沙冬青。“我们要计算每一种植物的耗水量。”这些数据支撑了一个重要转变：科学造林。“树多抢水，种多了反而长不好。”

从蒸腾池出来，他又带我们走进“徐先英银龄专家工作室”，徐先英，国家卓越工程师，手扶式沙障机就是他的团队研发的。

推门进去，一排排机械靠墙摆开——手扶式压草机、自走式压沙机、沙葱收割机、梭梭苗播种机，每一台都有专利号。

工作室的目标明确——让退休的老专家继续发挥作用。工作室立下规矩，技术团队里“老带新、研中学、干中练”，把年轻人拉到沙丘上练手。

詹科杰指向不远处的白杨林：“你看见了吗？我刚进治沙所时那白杨的树干就差不多这么粗了。变化一定在发生，但不是立竿见影的。”

詹科杰也期待着治沙所有更多年轻力量的加入。“评价青年科技人员，我第一看专业知识扎不扎实，第二，就是对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

承接前辈的野外经验，这一代治沙人以仪器观测、量化数据读懂沙漠，把治沙升级为可测算、可预判的科学工程。

他回民勤的第一件事，是运营网站

科学为治沙打下理论根基，但对抗沙漠，从来不是科研机构单方面的战斗，还需要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参与。

马俊河，民勤人，1981年生。他高中毕业后先后在昆明、兰州做医药销售。那时候的民勤，人人都想着离开——女孩子宁可嫁到外省也不愿意留在本地。

2004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民勤不在了，下一个会是哪里？”他辞职回到故乡。

马俊河回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种梭梭，是运营网站——“拯救民勤”。那个年代，互联网刚刚兴起，他在西祠胡同、天涯论坛上发帖，把民勤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有人留言，他都认真回复——不管写得好不好，只要有人看到就好。

渐渐地，会有人来问怎么捐种，一开始募捐金额都是几十块、几百块，仍是力量微薄。

真正的转折来自杭州。2011年，“杭州林”第一年的捐种面积是120亩。此后每年春天，“杭州林”成了杭州市民共同的牵挂，捐种面积逐年攀升，截至今年，“杭州林”的面积已超18000亩。

在马俊河的办公室，墙上贴着“梭梭地图”，上面已经插了705面小红旗，这是他的“宇宙”——705个生态林的认捐牌，马俊河知道每一块牌子在哪。

那天，我们跟随他进“杭州林”灌溉。他十几岁得了脊髓炎，腿不太方便，每次进林子都自然而然地跪下来看苗。他拿起铁锹铲到一半，就放下工具，用手轻轻拨开沙土，生怕伤了苗根。“种下去的树，要保证它能活。”

今年梭梭成活率九成多，苗期一定要浇水，但能扛的时候要让它扛一扛——扛一扛就往下扎根，根扎深了才能活。

在“杭州林”，最高的梭梭已有六米高，比西湖白堤上的垂柳略低一点。林边，鹅喉羚从四五只到三十多只，红砂、白刺、黄花补血草也在慢慢生长。

马俊河说，治沙不能只靠情怀。光种梭梭不够——“种梭梭只是外围治标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让沙窝里的人日子过得好起来。”

他们开始做电商，帮农民卖羊肉、人参果。收入上去了，再讲调整产业结构，“这才是真正治本的治沙措施。”

郭普那一代治沙人当年期盼的“沙产业”，有了现实的回响。

有人问马俊河想过未来没有，他说：“我的理想状态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一个可替换的零件。哪天我不在了，公益治沙这件事情能照常进行下去。”

“把治沙变成社会系统”的新一代治沙人，他们连接城市与沙漠、公益与产业、线上与线下，让“拯救民勤”变成更多人可以参与的公共行动。

一车的女生放声大哭

为了表达对第一代治沙人的敬意，2022年7月，马俊河和团队在四方墩立了一块郭普先生纪念碑。此后，年年清明，总有人来纪念碑前献花。正如当地治沙人所说，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努力“让每一粒沙都有归宿”。

说起马俊河，郭明玲的语气里带着一种长辈看晚辈的亲切。

“2018年我第一次去四方墩的时候，梭梭才长这么一点点。”郭明玲用手比了比，大概到写字台的高度，“2024年，我再去看，梭梭不但长高了，绿化面积也越来越大，非常不错。”

四方墩，郭明玲太熟悉了。20世纪70年代，她读中学，学校组织去四方墩种树挣班费，整整种了一个月。

那时的四方墩，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碱土地上裂着缝。

郭明玲一直记得这样一幕：“一个月后，我们两个班80多名学生，坐卡车回来，从四方墩到红崖山水库，忽然看见柳树发芽了，先是有人欢呼，接着，一车的女生直接放声大哭。”

“你想，一个月的时间，在四方墩没见过一只鸟，没见过一片绿叶。不是风，就是荒山、荒沙、荒地。”

正因为有过这种跟土地、跟荒漠朝夕相处的日子，这里的人对土地的感情不一样。

那些离梭梭最近的人

在马俊河身边聚了一群人。

丁丰鹏，1986年生，家在昌盛村——“杭州林”第二期所在的村子。童年记忆里，沙尘暴是常客。

小学二年级，有一天在院子里写字，突然“一堵黑墙”压过来，“哗的一下看不见了，在房间里拉灯，不然看不见自己的手。”第二天早上，院子里全是沙子，一米多高的围墙快被淤住了。

2010年，马俊河来昌盛村选址种梭梭。当时在西安上班的丁丰鹏正好回家，就帮着做协调工作。村里有些老人不放心，怕种了树，地就成了别人的。他们坐下来开会，一户一户谈。有的问取水怎么算钱，有的问拔掉的玉米怎么办，有的问种下去以后要不要他们养护。

谈好了，丁丰鹏干脆辞了工作，跟着马俊河干。他有着浪漫的想象：未来女儿在家弹钢琴，可以大大方方开着窗户，窗外有树，这日子就算彻底踏实了。

年复一年，他们还会聚起了四面八方来的志愿者，学生、上班族……无数的普通人千里奔赴，扛锹挖坑，亲手栽下梭梭苗，把牵挂埋进黄沙。但真正扎根种梭梭，还是要靠当地的农民，从一开始要住在没有暖气的帐篷，到后来大家能开着自家的电动三轮车去种，他们是离梭梭最近的人。

治沙治出的，不只是一片绿。

风沙线稳住之后，大漠的资源才有了转化的机会。民勤年均日照时数达3100小时，风能资源总储量超4000万千瓦。过去，这些风光资源困在沙海之中，无处可去。如今，一条“电力丝绸之路”正从民勤的戈壁滩上拔地而起，一片片蓝色的光伏矩阵和白色的风机，正在昔日的风沙线上铺展开来。

离开民勤时，沙地上正开着一团一团黄色的小花。风沙一来，它被按进沙里；风一过，它又挺起来。当地人叫它“心不甘”。

这一点青绿，不是天上的恩赐。它是一口风沙一口饭，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脚步，硬生生从荒凉里夯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的“三北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镌刻在这片沙地上。

比风沙更长久，比传说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