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 高薇

良渚博物院水乡泽国展厅里，一只黑陶罐静静矗立在展柜中。

它并不起眼。高25.6厘米，腹径21厘米，通体黑色，器表覆盖着大片红褐色水锈，与周围晶莹温润的玉琮、玉璧相比，甚至显得有些灰扑扑。

如果不是专门设置的灯光，很少有人会为它停下脚步。但只要再靠近一点，就会发现，在陶罐肩部和上腹部，刻着十二个连续排列的符号。

正是这十二个神秘符号，让这只看似普通的黑陶罐，成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也成为研究良渚文明、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它跨越五千年的故事，从南湖底下的一铲黄沙说起。

这是南湖底挖出的一只陶罐

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余杭南湖滩涂开展调查时，发现了大量良渚文化时期遗物。这片如今水波荡漾的湖面，五千年前曾是河湖交织的水乡泽国，也埋藏着丰富的史前文明遗存。

这个发现很快引起文物部门关注。虽然器物全部出自湖底沙层，无法确定原始地层，但根据器型分析，除少量属于马家浜文化外，绝大多数属于良渚文化时期。

那只刻着十二个符号的黑陶罐，就在其中。

为什么这只陶罐会沉在南湖底？学界主要有两种推测。一种认为，它原本是墓葬随葬品，后来因河道变迁，被水流带入湖底；另一种认为，它属于祭祀用器，良渚人在祭祀结束后，按礼制将器物投入水中。

无论哪种解释，目前都没有定论。但也正因为南湖湖底长期保持着静水细沙的环境，这只陶罐才能完整保存至今。

真正让考古人员震惊的，并不是陶罐本身，而是它身上的刻画。

良渚文化陶器上刻画单个符号并不少见，但像这样连续刻下十二个符号，而且排列完整、保存清晰的器物，极为罕见。

它很快被认定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也成为良渚博物院最具代表性的馆藏之一。

这是一封来自五千年前的“信”

仔细观察陶罐外壁，会发现这十二个刻符并不像简单的装饰。

有的像渔网，有的像鱼骨，有的像箭，还有野兽的形象，也有一些带有明显象形意味的符号。它们既像图画，又像文字。

这些符号究竟意味着什么？自陶罐面世以来，它便引起语言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广泛关注。围绕它的释读持续了数十年，至今仍没有统一答案。

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已经具备了文字的某些特征。

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曾认为，陶罐上的刻符属于汉字的先行形态。他借鉴商周文字的释读方法，将其解释为“朱【~字符~】戔(jiān)石，网虎石封”，即一个叫朱【~字符~】的人或是族群去到一个叫石的地方，在那里用网捕抓老虎。

重庆忠县文物局研究人员卢雪梅则认为，这组刻符记录的是良渚人设路障、挖陷阱、张设罗网、围猎猛兽的过程。

南京大学历史系杨振彬则认为其中八个符号具有较强写实性，整体像是在描绘树林、乱石、陷阱和动物组成的一幅场景。如果把它们拆开，则难以独立释读，因此更接近一组表意符号，而非真正的文字。

这些观点至今都只是学术解释，并没有形成定论。

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指出，良渚部分刻画符号与甲骨文中的“王”“土”“五”等字形十分相似，但二者并不属于同一文字系统，用释读甲骨文的方法直接解释良渚刻符，并不一定准确。

不过，学界基本形成了一项共识：这些符号绝不是随意刻画。它们刻画规范，排列有序，彼此之间具有组合关系，其中不少符号还在良渚其他遗址、不同器物上反复出现。

这意味着，良渚先民已经拥有一套能够被共同理解的符号体系。它或许还不能称为成熟文字，却已经开始承担记录、表达和传递信息的功能。

也正因此，马东峰认为，这件刻符黑陶罐是研究中国文字起源，以及当时自然环境、物产资源和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文物，对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具有极高价值。

这是一封等待被读懂的“信”

在良渚博物院编著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中，收录了良渚时期陶器、石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340余种，分布在600余件器物上。其中既有鸟、龙蛇、鳄鱼等象形符号，也有与甲骨文“一、二、三、四、五”形态相近的数字符号，还有鸟立高台等具有宗教意味的表意图像。其中相当一部分符号是在器物烧制前刻画完成的，并非后期随意添加。

它们到底是不是“文字”？这个问题，学界已经争论了快一个世纪。

1936年，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第一次看到陶器上的刻符时，称之为“记号文字”。1937年，考古学者何天行说是“早期文字”。

今天，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刻画符号还不能算成熟意义上的文字。因为真正的文字需要形成完整系统，能够对应语音、表达词义，并具备稳定的书写规则，而良渚刻符目前还无法证明具备这些条件。

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研究认为，它们已经处于原始文字发展的高级阶段，具有一定的表意功能。

马东峰对此曾表示：“我相信，良渚人应该是有文字的。”

他给出的理由并不复杂。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工程，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组织大量劳动力、调配物资、协调管理。根据考古推测，古城内居住着上万人，城外还有更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为城市提供供给。如此复杂的社会，仅靠口耳相传，很难长期维持高效运转。只是由于现有材料数量仍然有限，缺少能够相互印证的大量文字资料，人们还没有找到破解这套符号体系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