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人有时候也是个体力活

8月10日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的七夕佳节。七夕节向来被视为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既拥有牛郎带着孩子和织女鹊桥团圆的温馨寓意，也赋予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期待。这天晚上9点半，余杭区闲林街道某小区，隋永辉家客厅亮着灯光，一家三口正其乐融融地看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金牌赛。再细看，电视机屏幕上蒙了细细的一层灰，隋永辉的老婆虞大姐说：“电视机很久没开过了，也不记得老公上一次陪着我们娘俩看电视是啥时候了。今天他给了我一个久违的七夕节‘礼物’”。

晚上一家三口齐聚看电视的“稀松平常”，对于“寻人总司令”隋永辉来说，却是“特别难得”，这和他的工作特殊性有关。

隋永辉，53岁，是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的负责人，配合公安部部署的“团圆行动”，全职为老百姓“寻亲”。晚上9点到11点，是他走出家门，在小区里跑跑步同时接听工作电话的高峰期。为满足老婆看中国女乒比赛的心愿，前一天他特地值班并在开赛前把几个要紧的电话回复了。

“白天没有联系上的‘线索人’，往往会在晚上找我聊聊心里话。这样的电话一个两个是不够的，需要有耐心的持续，慢慢地打开他们的心结。”隋永辉坦言：“人找到并不意味着‘心找到’，当事双方往往都面临着失散时的心理创伤以及打破现有生活的担忧甚至恐惧。”

“找到人不是寻人的最终目的，团圆才是。”隋永辉的这句话，既是他从事寻人工作十年的体会，也是他追求的工作目标。或许，在下面的故事里，你也可以得出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

为了一个父亲临终前的期盼

7月31日上午十点，晴川街123号，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一楼的“永辉工作室”，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情系群众，助力团圆。推开门，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的锦旗，更为“壮观”的是，锦旗一捆捆地放在书柜上，层层叠叠足有八大捆，几乎塞满了书柜到天花板之间的缝隙。

书柜前，一位中年男子从电脑屏幕后探出身子，他正是隋永辉。隋永辉皮肤黝黑，表情严肃，抿着嘴，嘴角两边挤出深深的法令纹。他正在和一位寻亲成功的“哥哥”通话，电话里他问：“大刘啊，你弟弟的病有确诊吗？”得到对方回答“弟弟健康”后，隋永辉笑眯眯地挂了电话。

隋永辉的话匣子，就从这个电话回访故事打开了——

这是一件让隋永辉觉得“尚且圆满”的寻亲案例。

电话那头的哥哥大刘和他弟弟小刘都是安徽人。2021年，他们的父亲在医院里检查出口腔癌晚期，父亲渐感时日不多，唯一的心愿是希望能找到8年前在绍兴打工后失联的小儿子。大刘在网上报找到隋永辉公布的寻人热线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大刘父亲自己给隋永辉打的。“我临死之前要拉着兄弟两人的手，才能安心地合眼去和‘地底下’的老伴‘报到’呀。”隋永辉仍记得当时大刘父亲在求助电话里反反复复叨念的话。他说，他在老婆离世的两年里一直活在自责中，他忘不了老婆的临终遗言：找到“小儿子”。

“妈妈的遗愿得赶在爸爸生命的倒计时里完成，拜托你了隋警官。”哥哥大刘带着哭声的这句话，让隋永辉的心里一紧。我也是一名父亲，我也有老婆孩子，我设身处地地想到了他们父子的处境，我决定一定要争分夺秒地帮他们寻人。

当天中午到深夜，隋永辉调取了监控仔细排摸线索。“看监控”一般人看不出门道，隋永辉有过刑侦经验，这是他“寻人”的特殊技能。

2006年，隋永辉从部队转业成为西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一名刑警。从警以来，他一直都是单位刑侦工作的主干力量，被称为“红衣刑警”。从2014年起，隋永辉开始从事有组织、有规划、有系统的专职寻人工作，后来渐渐成为了全国打拐寻人工作的公安带头人。

隋永辉说：“第二天，我对比各组照片和监控视频，发现了和‘小刘’相似度95%以上的一位疑似人及其行为规律。监控捕捉到‘疑似人’每天凌晨12点至1点有规律地出现在同一个地点捡垃圾，而且每次都会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隋永辉把这个信息发送给“监控捕捉地点”所在辖区的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府山派出所，请求协助调查。

府山派出所副所长陈超接到通知后，当晚0点左右就“守到”了“疑似人”，很快通过科学手段，确认了就是隋永辉要找的“小刘”。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淌，要和病魔抢时间。隋永辉接到陈超“找到弟弟小刘”的消息后，立即拨通了哥哥大刘的电话，约定一起到绍兴府山派出所“认人”。

凌晨4点，哥哥大刘从安徽五河出发到绍兴，隋永辉上午7点多从杭州出发到绍兴，两人几乎同时到达府山派出所。兄弟俩一眼就认出了彼此，一瞬间红了眼眶。

原来，8年前，14岁的小刘到绍兴打工。因为年纪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又被一个说不清的团队带去“工作体检”，被查出患有“不治之症”要钱治病。小刘觉得自生自灭算了，从这个“团队”逃出去之后，他既害怕“团队”找到家里闹事，又担心自己的病会拖垮原本就给妈妈治病而陷入贫困的家庭，就“故意”断了和家里的联系，一路流浪，一晃8年过去了。

小刘得知母亲已去世、父亲病危的消息后，眼泪簌簌地往下掉，手也抖动起来。隋永辉一边安排车子，让哥哥大刘当即带着弟弟小刘往安徽五河赶。当晚，隋永辉在手机里收到了哥哥大刘发来的照片，照片上父亲老刘和小儿子拉着手，终于父子团圆了。

23天后，老刘如愿在两个儿子陪伴下，带着无限的不舍离开了人世。

“之所以说这个故事圆满，是因为他们父子三人团圆了，但是前面加了‘尚且’二字，还是有遗憾的，生命苦短啊。”隋永辉说着，眼睛转向了窗外，用手背擦拭了一下眼睛，再抬起头看记者时，眼睛里亮晶晶的，眼角边还有泪痕。

隋永辉有点难为情，开始解释自己的性格是很“硬”的，他说自己是山东汉子，又说其实类似案例遇到有很多，又说自己已经53岁了，见惯了生离死别，最后说，“有点想念老刘了”。

隋永辉的老婆虞大姐说，“别看老隋长得粗，其实心底里很软很软。倪萍主持的央视《等着你》寻人栏目需要帮助，老隋一叫就应。寻人栏目里有的受访者想和倪萍合影，只要说是老隋联系的，倪萍总会停下手头忙的事情和他们合影，同时问问老隋的近况。”

隋永辉的儿子说，起初以为爸爸回家就是“玩手机”，也不教自己写作业，为此爸妈还吵过好几次架。后来在报纸上网络上看到爸爸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获得了浙江省“最美警察”“最美基层民警”，第十五届杭州市道德模范(平民英雄)等荣誉，才理解了爸爸，也明白了他发微信打电话都是在帮别人寻亲。

隋永辉的同事赵警官说，从2014年起，隋老师开始比较密切地联系“启东刑侦论坛”（后更名为“启东警务协作平台”）上的全国各地的民警，大家相互协作，有规划、有系统地专职寻人。因为隋老师刑侦经验丰富，也很乐意帮助回答全国各地民警的提问，他渐渐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民警有关“寻人案例”的咨询对象，后来“寻出了名气”有了第三个“多”：一是来找他寻人的百姓越来越多，二是找到的“被寻人”越来越多，三是帮助团圆的家庭越来越多，渐渐地成为全国打拐寻人工作的公安带头人。

2021年6月初，西湖区公安分局成立了“永辉工作室”，同时充实了人员，助力隋永辉把寻人这项公益事业继续做得更专业更深入。

为了多点圆满少点遗憾

寻亲故事是一场雨，落地成圆的是圆满，散落飘零的是遗憾，遗憾的雨滴打湿过许多人。

隋永辉说，自己也常体会到求助人的哀伤和无奈，寻人的工作有过受挫，自己也有迷茫过。

最近有一对老夫妻来寻找年轻时自己丢弃的大女儿。当时生大女儿时两人不具备抚养的条件，后来日子渐渐“过得能吃上饭”后，生了二女儿。于是寻找到大女儿就成了他们一生的执念，但时间是浪，会冲刷太多痕迹——有效的线索几乎没有。

他们将希望寄托在隋永辉的身上，隋永辉一遍一遍地找，找到了相似度68%的“疑似人”，但是对方拒绝回应。

可能是，又可能不是。也或许当事人放不下被遗弃的真相，也或许当事人无法面对养父母，也可能确实找错了。

在线索又变得模糊时怎么办？在看完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团金牌赛，中国队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后，记者又给隋永辉打去了电话询问这个问题。

隋永辉说：“这两天我正在重新比对资料，核对‘疑似人’。中国女乒真是拼啊，我也要再拼一拼。这个寻人任务未完待续，我要做的就是这个‘续’。”

寻人是一场时间与情感的博弈，失散是疾，唯有双向奔赴才是解药，等待，等的就是一份解药。

截至发稿，隋永辉已帮助11023个失散家庭重新团聚。

（本文部分素材来源浙江法治报）

为了一个家庭迟到的团圆

硬币会有两面，故事也不会总是圆满。隋永辉说起另一个寻人故事，他经手的大部分寻人故事都是带着遗憾的，也有交织了遗憾和圆满的。

那是一辆三轮车，上面挂着一块大大的印刷着走失母亲照片的牌子，两年里载着一位父亲两个儿子，他们踏遍全国各地，找寻十年前走失的母亲。但这样日复一日地找，没有经济来源维持不了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不幸的是，父亲因病去世。兄弟俩找到了我，说基本确定母亲就在江苏，但是断了线索。

他们在江苏找到了一个疑似母亲的“拎蛇皮袋的女人”。儿子说，见过“拎蛇皮袋女人”的街坊邻居都说，这个女人的蛇皮袋里面总是装着两块砖头。“妈妈没有安全感，手里要拿着东西，往往会在袋子里装砖头拎着。”儿子说，这是他母亲走失前就有的特殊习惯。

于是隋永辉开始全网查找，最后在湖北孝感一家救助站的111个集体户里，找到了“疑似人”。登记的身份信息照片和儿子提供的母亲照片，电脑分析系数显示，相貌高度重合。

隋永辉打电话给了湖北孝感救助站的站长。唉……这位母亲确实是被孝感救助站救助过，可以说是找到了，但也不是，因为她已经不幸离世了。

说到这里时，隋永辉抽了一口烟，声音有点哽咽了。

原来这位母亲流浪到湖北孝感救助站后住了五年，期间生了重病被转送到当地一家福利医院治疗，于2017年7月病重去世了。

隋永辉忧愁犹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把“人已死亡”的结果告知那两个来求助的兄弟。“最后我想，中国人讲孝道，即便是后人祭拜祖先，也需要知道在哪里可以悼念已逝的亲人。”隋永辉说，他打电话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并向他们询问了母亲的外貌特征。

其中一个儿子说：“妈妈脖子上有一条甲状腺手术后的疤痕。”隋永辉详细询问了疤痕位置及大小，最后在福利院的登记册里找到了一致的记录。

“两兄弟当时问我，那骨灰呢？我妈妈的骨灰可以找回来吗？”隋永辉坦言，他也陷入了苦闷，“一开始我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因为我寻人一般是帮助双方相认。可我转念一想，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团圆呢？”

于是，隋永辉再次联系救助站站长和福利院院长，带着“一定要找到这位孤苦离开人世的妈妈”的念头，一路联系到湖北孝感的殡仪馆馆长。

“当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些无人认领的骨灰可能是无法找到的。”隋永辉想也没多想，脱口就说：“那也要先努力找一下啊。”最后，殡仪馆的馆长通过查找记录，终于找到了这位“母亲”的骨灰盒。

“说实在的，我寻人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人都愿意帮助我，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本人的说服力有多强，而是‘寻亲’这件事，在中国人中总能引起共鸣，获得理解，那就如同有千军万马相助。”

最后，兄弟二人带着父亲的遗像，一起奔到湖北孝感的殡仪馆和母亲“团圆”了，他们给母亲做了一个悼念仪式，把“母亲的骨灰”接回老家。小小的骨灰盒，让这一家子在阴阳两隔之后许久，终于再度“团圆”，这何尝不是交织了遗憾的圆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