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步入青春期后拥有了弟弟妹妹，提前体验了做“母亲”的艰辛；因为见证了妈妈对于家庭的退让与牺牲，重新思考自己理想的婚育模式……这些经历，让李颜、汪逸欣、黄启政等8位浙江工业大学的“00后”大学生开始思考，是什么让当下的一些年轻人在婚育面前裹足不前？

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他们组成调查团队，走进浙江各地社区、幼儿园、妇幼医院，发放千余份问卷，访谈80位不同年龄段的婚育主体，其中超过7成问卷和访谈聚焦“00后”。他们试图探索青年婚育低欲化背后的成因，也是在调研过程中，这个小团体的成员们，重新打量自己对婚育的理解。他们的调查结果或许不能覆盖“00后”这个庞大的群体，但这种声音也足以让我们思考。

近八成有生育意愿

22岁的李颜和21岁的汪逸欣，全程直击过母亲照顾幼儿的艰辛，也曾深度参与其中。

2016年，也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李颜的妈妈取下了留在肚子里十多年的节育环。不久之后，这个义乌姑娘多了一个小15岁的弟弟。

不同于李颜的“被通知”，衢州姑娘汪逸欣则拥有“投票权”。那是一个寻常的放学后的夜晚，父母突然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地问16岁的汪逸欣，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留。”那一刻，汪逸欣只感到兴奋，她天然觉得这世上将从此多一个，可以无条件去爱、去信任的亲人，是一种神奇的体验。

生育，是刻在每代人基因里的本能。但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政府对人口政策不同，导致各年龄层会形成不同的婚育观。从建国之初的“多子多福”，到此后推崇“少生优生”，现如今出台更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背景下，网络上一些年轻人却推崇“不婚不育保平安”。

但浙工大团队的调查结果显示，事实并非如此。针对18岁至35岁的中青年，调研小组收集回1466份有效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8成的人有生育意愿，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欢孩子”。 

李颜和汪逸欣都对拥有自己的孩子有憧憬，源于有弟弟妹妹的经历。因为弟弟，李颜又看到年近50岁的父亲露出乖巧、憨厚的笑容，柔声细语地问，“这个好不好？”家庭群填满关于弟弟的讨论，“学习累了，看一眼群里，就被他的可爱治愈了。”

李颜害怕青蛙，但每当弟弟抓来蝌蚪和跳跳鱼想吓她一跳，她只觉得快乐。

汪逸欣则享受每个早上妹妹扑到自己身上喊她起床的时刻，“如果我说要睡个懒觉，她会乖乖地把我的窗帘拉上、再小心地关上门。”妹妹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常令汪逸欣惊喜，“长大后，我的知觉好像变得迟钝。我似乎是从10到100在不停地往前走，但从0到10的那个过程我已经忘记了。但她会带我重新恢复那种感受。”

但与此同时，她们也体会到作为母亲的种种艰辛和不易。这些无法完全被母爱的光辉掩盖。

从泡奶粉、喂奶、拍奶嗝开始，汪逸欣陪伴着这个妹妹长大。自高中起，她的寒暑假都围着妹妹转，“小时候，给她换尿布、换尿不湿、洗屁股、洗澡、哄睡；长大一点，就陪她出去玩、上兴趣班。”汪逸欣最害怕妹妹哭闹，“她一哭起来，我就觉得难受。”

同样全程参与抚养弟弟的李颜，也有相似的痛苦体验。有一次，母亲半夜起床，发现弟弟发了高烧。李颜陪着母亲把弟弟送去医院，两人忙到凌晨4点，几乎一夜未睡。

汪逸欣认识到，“做姐姐和做妈妈的心态还是不一样的。”一旦成为母亲，自己就要为孩子承担全部的责任，“只有我觉得能够给他（她）提供足够美好的世界时，我才会把他（她）带到这个世界上。”

时常缺席的父亲

杨怡然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2001年出生于安徽。她长着一张清秀的脸，但仔细看，左脸颊上留着一道陈年的疤。那是读幼儿园时，被调皮的男孩抓伤的。而她被欺负的原因是，“没有爸爸”。

小学三年级前，她跟随母亲在安徽生活，父亲在杭州工作。边工作边独自带娃，母亲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杨怡然对儿时忙碌的清晨记忆深刻——很慌乱，得同时做几件事，比如，一边吃饭、一边整理衣物。然后，母女俩一路奔跑到公交站，她独自坐上四十分钟的公交去学校。

母亲很少向杨怡然抱怨辛苦，但有一天，她在房间里突然晕倒，“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太累了。”

这8位“00后”大学生，大都对“丧偶式育儿”不陌生。“我家就是典型的‘丧偶式育儿’。”李颜感叹。

弟弟出生后，母亲与日俱增的白发和越来越差的身体状况令李颜心酸。“一开始，她兼顾着工作，孩子半夜总醒，一天只能睡两三小时，第二天照常上班，压力很大。”

李颜回忆说，母亲熬了两年后，无奈地选择休假全职带娃，可她开始失眠，白发长得特别多。48岁的母亲打算再过两年就提前退休，全心抚育弟弟。

她的父母是同家公司的工程师，但父亲选择了外派项目。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国外，母亲也工作繁忙，四年级起，李颜开始寄宿生活，“我一周回家一次，我爸一年才回家一两次。”弟弟出生后，父亲回国，但依旧常年在外地，回家的频率变成一两个月一次。

在弟弟的成长过程中，李颜虽然感受到父亲也逐步为家庭妥协，但母亲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节奏，似乎更是理所当然地被生育打断。

23岁的黄启政是团队中唯一的男生。父母原本是金华同家单位的公务员，黄启政出生后，母亲辞职全心带娃，偶尔做些零工。直到黄启政读初中，母亲正式回归职场，但她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岗位，只能做起销售。

小时候，黄启政只觉得母亲烦，天天围着自己转；长大后，他对母亲愈发同情。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对母亲总是很苛责。“他希望家里的一切井井有条，比如冰箱里，酱料、蔬菜、水果等有各自固定的位置，但我妈不是那种会细致地物归原位的人。他每次回家，打开冰箱，看见物品没有整整齐齐摆放，就要责怪我妈。”黄启政说，因为冰箱这件小事，父母吵过无数次架。

“你为什么不能去收拾呢？”黄启政不解地质问父亲。父亲会一次次强调赚钱养家的他有多么辛苦，“在他眼里，我妈的工作可有可无，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去收拾好家。”

后来，在参与婚育意愿调查的过程中，黄启政为父亲的行为找到了更明确的定义——“诈尸式育儿”。

当他们走进杭州多个社区调研，见到了更多的全职妈妈，而在家庭教育中，青壮年男性普遍缺席。同时，家庭中的男女双方对从事无薪家务工作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女性表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育儿工作，但多数男性认为是平等分担的。

这些“00后”认为，在一个家庭中，父亲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甚至足以塑造下一代的婚育观。

汪逸欣读小学前，父亲也在外地工作，几个月见一次，“后来，他回家发现我都不认识他了，他就换了工作，回到衢州。”

妹妹出生后，汪逸欣发现父亲自觉地承担起更多的育儿责任——接送幼儿园、哄睡、陪玩、做家务……她觉得，正是父亲的举动，让家庭走向理想的模样。

“如果你未来的伴侣像你爸这样，主动承担育儿责任，会不会减轻你对婚育的忧虑呢？”面对这个问题，汪逸欣格外坚决和果断，“没有如果，他一定要这样才可以。”李颜也笑着补充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男性伴侣，那就“先不生，再等等，等他们醒一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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