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外卖界“第一劳模”的称号，他告诉我：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属于整个外卖员群体的荣誉”

有人说，外卖小哥的“天花板”低，吃的是青春饭，“有钱途，没前途”。可是我通过电话采访了宋增光，了解到他做外卖小哥的经历简直是一路“开挂”。

宋增光老家在东北农村，结婚后到上海送外卖，8个月就当上了站长，3年后成为公司的培训专员，后来接连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上海市劳动模范。

2021年4月27日，宋增光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员。

通过他，我采访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还有妻子的弟弟，他们也在送外卖。宋增光业余学英语，报了市场营销专业的成人自考，读完大专接着读本科，小日子越来越美好，成了上海新市民，还有自己的文化消费——妻子喜欢看话剧，他陪着看了一场《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后，也爱上了话剧。

提起外卖界“第一劳模”的称号，他告诉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属于整个外卖员群体的荣誉，也是社会对‘外卖骑手’新兴职业的认可。”

同样一路开挂的，还有李伟。李伟36岁开始送外卖，从外卖小哥做到调度、站长、区域经理、上海城市经理，只用了31个月。有人知道李伟的故事后说，他的成功是不能复制的，因为李伟是上海本地人，拥有本科学历。

但李伟对我说：“只要努力学习，有晋升的欲望，其实外卖小哥的上升通道一直是打开的。”他培养了三个站长，其中有一个跳到别的平台，也成为了城市经理。

看来，李伟的成功并不是个案。

我采访过的外卖小哥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像我一样能在杭州扎根

今年2月，我完成了《中国外卖》的书稿，一共采访各地100多位外卖员，写进书里有名有姓的，有40多位。

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最艰难的一次采访，遭遇过很多次拒绝。出于防疫考虑，我经常忍着不喝水，口罩不摘下来，但也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访谈，进到外卖小哥的家里，看到他们的生存状态。

比如我去宋北京三兄弟的家。他们仨都在杭州送外卖，住的是群租房里的一个房间。他们把钥匙藏在窗户缝里，三兄弟谁回来谁拿。我采访宋北京的时候，老大宋远行和老二宋远杰回来了，一进门就开始做饭，一个洗菜，一个切菜，配合得特别好。

哥俩个头差不多，都穿着外卖平台的广告T恤，一个后背上写着“开新店”，另一个是“点咖啡下午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抓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贴身观察，是我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最满意的收获。

我在杭州采访的外卖小哥比较多，《中国外卖》的写作也是在杭州完成的。没有杭州各方面的支持，这本书是出不来的。之前，我因为采访和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快递中国》，被杭州作为D级人才引进，户口从广州转到杭州，买了房，申请了小车牌照，在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生了根。

在我心目中，杭州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城市，杭州人又雅致又谦和，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大智慧。

我采访过的外卖小哥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像我一样能在杭州扎根。外卖牛人老曹说，杭州的人素质高，有教养，遇到恶劣天气，不仅不催单还会打赏。“外卖兄弟连”（外卖小哥自发的民间组织）的胡超超跟我讲，杭州这地方能赚到钱，有机会。他们很多人跑了很多地方，最后选择了在杭州停留下来。

有人形容我是为中国外卖小哥们立传。我自己认为，写作《中国外卖》，是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拼尽全力的人。人生总会面对很多难题，但是外卖小哥们身上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消化各自人生中的苦难，都很努力地活着。外卖小哥整体的素质越来越高，一代比一代强，这些都是我在采访中的切身体会。

还有一件非常意外的事，就是“外卖诗人”王计兵火了，可以说大火。《中国外卖》出版后，同一天有三家出版社找他出诗集，他选择了其中一家。他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我为他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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