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报道 “这些年，我不仅违背了誓言，还为了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私心和贪欲，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不仅给党的形象抹了黑，也给组织抹了黑。”2020年7月1日，朱恒福在留置室里写下忏悔录。

朱恒福联系或分管省属企业党建和领导班子工作20多年，随着岗位的变化、职务的升迁，手上权力越来越大，他逐步忘记了初心，私心和贪欲不断膨胀，最后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

2020年4月，省纪委省监委对朱恒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5月、6月，朱恒福分别被免去省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职务。

2021年4月7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朱恒福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对其受贿赃款及孳息合计人民币1443万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心态失衡跑偏

朱恒福出生于农村，从小家境十分贫寒，他曾严格要求自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读完了研究生。在工作中，能干又敬业，儿子刚出生不久，他还只身去基层蹲点半年。

在组织的培养下，朱恒福逐渐成长为一名副厅级领导干部，成了父母的骄傲、家乡的骄傲。

但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

2013年调任省国资委以后，朱恒福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经济业务上，放松了对政治理论的学习。随着工作岗位调动，身边的社交圈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时交往的大多数是国企老总和民企老板，朱恒福的心态慢慢开始失衡。“我在省国资委干的活并不比企业老总的少，物质待遇却明显差了一大截。”这些牢骚怪话总被他挂在嘴边。

朱恒福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情绪，给了周边那些伺机而动的人可乘之机。

2015年，朱恒福向相识多年的临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透露自己想委托别人去炒股。当年6月，何某在朱恒福未出资的情况下，以炒股获利名义将100万元转入朱恒福外甥女婿方某某的银行账户，朱恒福予以收受。

“以放在我这里备用为借口，收受他人钱财和收受没有出过资的炒股获利是什么性质，其实是基本常识，我当时利令智昏，自我麻痹。”朱恒福坦言。

审查调查发现，朱恒福以低价购股、由他人支付购股款、直接收受等方式，收受何某、浙江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等8人所送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288万余元。

任凭私欲膨胀

如果贪欲占了上风，就会丧失对党纪国法的敬畏。

2016年，朱恒福认识了杭州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合伙人任某，被她吸引，还产生了离婚后和她一起过日子的念头。

早在2015年上半年，卢某所在公司进行股改并增资扩股，卢某找到朱恒福，提议他以公司内部职工价格购买股份。朱恒福与临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商定，由何某垫资并为朱恒福代持200万股。2016年，朱恒福再次以内部员工价购买某公司200万股股份，总价324万元，由卢某代持。

在萌生了为任某而离婚的念头后，朱恒福对儿子产生了愧疚之情。2016年下半年，浙江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告诉朱恒福，公司有个股东要转让价值50万元的股份，可以转让给朱恒福的儿子。朱恒福觉得自己亏欠儿子太多，就同意了儿子入股。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行为多么荒唐，这是典型的不收手、不收敛，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为了私心和贪欲去以身试法，真是愚蠢。”朱恒福懊悔不已。

最终难逃法网

在忏悔书中，朱恒福剖析自己落得如此境地的原因，心存侥幸是其中之一。

在几次受贿过程中，朱恒福千方百计地逃避监督，几次违纪违法均未被组织上发现，这助长了他的侥幸心理。

2019年11月，何某被留置后，朱恒福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坦白交代，他错误地觉得何某是因为临安的事被留置，只要把临安的事交代清楚就行，应该不会牵涉到自己。

后来，朱恒福的几个朋友相继被调查，他感到害怕，但还是心存侥幸，先后与多人进行串供，转移股份代持协议等证据，伪造借款协议等材料，并将收受的部分钱款予以退还，企图掩盖与上述人员之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问题。2019年12月，朱恒福编造了其与何某、卢某之间经济往来问题的虚假说明，并提交给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

“企图掩盖事实蒙混过关，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铸成大错。”直至被调查后，他才明白，老实向组织坦白才是他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