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涂口红戴假发的小伙儿性别错位
家人安排转校引来虚惊一场

9月19日凌晨,零点24分,临安市局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铃声响起。接警员黄海泉赶紧接起:“这里是110指挥中心,您有什么事吗?”电话虽然是通的,但是却没人回话。
黄海泉连续问了几遍,仍然没有回音。黄以为有人打骚扰电话,刚准备挂机,电话里突然传出一个女声:“我被劫持了……”黄海泉刚想问对方在什么位置?有没有危险?电话断了。
回拨这个手机号码,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从报警定位系统上看,电话是在昌化派出所辖区清凉峰镇株柳村附近打来的,值班局领导徐黎明立即指令:在02省道报警点两头进行设卡,严密暗查过往车辆并开展搜寻。
开着警车、亮着警灯在周围一带搜寻,但警察找了几个小时都没发现异常情况。
杭徽高速临安龙岗服务区,停着二三十辆过路的车辆,警察们借着月光叫醒所有驾驶员,天都快亮了,依然无果。
一直临近中午,案情才有了突破:报警人此时极有可能在江西南昌境内。
临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金向民和胡学枫抵达南昌,已是中秋夜的10点,报警人位置锁定在南昌市青山湖区的豫章学院一带。
报警的到底是女生还是男生?
“学校是否有女生突然离开或是出走?”金向民问。
校长和老师都说没有。
“那么学校这几天是否有异常,或是有人到过浙江的?”
一位副校长说,9月18日晚上学校从浙江绍兴带过来一个男生,途经杭徽高速临安段。
“怎么是男生呢?报警人的声音明明是个女生!”为了消除疑虑,警察要求副校长带他们去见见这个学生。
晚上11点多,警察在男生宿舍里见到了这个学生,他姓洪,今年19岁,浙江人。他承认,报警电话是自己打的。
胡学枫问:“你为什么要打这个报警电话呢?”
不料男生张口就说:“我想做变性手术。”
一位女老师说,小洪挺有艺术天赋的,歌唱得不错,还考过艺术学校,就是一心一意想当女孩子。
胡学枫逗他:“你怎么不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呢?”
小洪露出鄙夷的表情:“那个档次不够高,我要去美国。”
胡学枫观察到,小洪坐着时,脚后跟一直踮着,“感觉他就像是在模仿女性穿高跟鞋。他的神态也很女性化,讲话时会用手捂住脸部,还总是翘着兰花指。”
家长强行送儿子去学习
一位女老师说,今年9月,洪家要把儿子送到江西南昌的豫章学院学习,“洪家跟学校讲好的,由学校派车到绍兴接人。9月18日晚上,学校的接送车到了绍兴,我们一共5人,三个男老师和我一个女老师,还有一个司机。但是小洪很抗拒,不肯来。他的父母心意已决,让男老师趁小洪不注意,强行抱住带上了车。他在车上又哭又闹,我一直做着安抚工作。车子一路向西,到了9月19日零时左右,司机比较疲劳,就进龙岗服务区休息,我们几个老师都下车去了。”
小洪说,自己趁驾驶员打盹不注意,拿起一个落在车上的手机打了110,但是刚说自己被劫持,手机就没电了。随后,小洪被连夜带回了江西南昌。
小时候母亲给他涂口红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可小洪的父亲却一直有话想和胡学枫聊一聊,9月25日中午,两人终于通了电话。
“我真的很谢谢你们,也想向警方求助,这个儿子,我该怎么办呢?这小孩在家整天想着出国、寻死,在我卧室的墙上故意大小便,还把家里的东西都扔到窗户外。我真是管不好,也很难受,儿子快崩溃了,我也快崩溃了……”
原来,在小洪上幼儿园时,母亲曾有一段时间把他当女孩养,给他涂口红、戴假发、穿裙子,当时,大人们都觉得挺好玩。不料,上小学后,小洪自己开始涂口红、戴假发了,还老说自己是姑娘,父母把他送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好多次,都扭不回来。
胡学枫觉得很为难:“我毕竟是警察,不是心理学家,这让我怎么回答呢?”
豫章学院究竟是怎么教学生呢?昨天下午5点,记者连线江西豫章学院的吴校长。吴校长说,我们是在初高中学制的基础上,结合一些高端的礼仪,教育那些处在危机中的青少年,让他们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家庭身份,包括性别身份,趁他们还在青春期,可以把这个意识扭转回来,一旦拖到成年,就迟了。
专家说法
幼年时应培养正确的性别观
杭州绿康康复医院的姜国学副院长在精神卫生领域从事了20多年工作,他认为,小洪是非常典型的性别身份认知障碍。
“我觉得他母亲最初的做法是存在问题的,给男孩儿穿裙子涂口红,这会让他对自己的性别认定产生模糊。像小洪这样的情况,很难根治。”
姜国学说,现在很多家长想要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很小就送到全日制寄宿的学校去,“这会影响孩子的性心理发展,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是最初的参照物,女性是如何说话走路的,男性是如何做事的,孩子都会潜移默化地模仿。”
幼儿时怎么进行性教育?开始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性别,并初步进入性别角色。例如鼓励男孩子的勇敢坚强,鼓励女孩子的温柔甜美、爱清洁等等。还有,男孩子应该穿男孩子的衣服,女孩子应该有女孩子的服饰。那种从自己的好恶出发,男孩女养或女孩男育的做法是极为有害的。如果发现孩子厌恶自己的性别角色,则应该及时纠正,以防发生日后的性别角色倒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