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表

房东夫妇

温州人，长期不在杭州居住。2002年5月，以170余万购入春江花月一套200多平方米的江景房。

俞某

杭州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员工。房东夫妇全权委托他代理春江花月这套江景房的交易。

俞女士

买家一，40多岁，杭州人。2005年1月以270万元买下这套房子，但一直没过户。

吴先生

买家二，40多岁，杭州人。2006年1月以300万元与中介俞某签订了购房合同，并付清首付。

2002年5月，位于钱江北岸的春江花月楼盘开盘，均价5000多元。

一对温州夫妇买下一套位于7楼的一线江景房，面积200多平方米，总价170余万元。房子是毛坯房，温州夫妇一直没有装修，也未入住。

3年后，房价大涨，温州夫妇决定出手这套江景房。

2005年1月21日，杭州的俞女士和房东夫妇签了房屋转让意向书，以270万元的总价买下这套房子，约定“委托公证做完三日内支付50万元”首付款。

这个“委托公证”，是指房东夫妇把这套房产的相关事宜，全权委托给房屋中介公司员工俞某，并做公证。因为房东夫妇并不住在杭州，这样可以避免办理相关手续跑来跑去的麻烦。

同日，房东夫妇去公证处做了委托公证，俞某成为房子的全权委托代理人。

之后，俞女士支付了50万元首付款，却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房产三证上的名字依然是房东夫妇。

一年后，吴先生成为这套房子的第二个买家。

2006年1月13日，俞某手持房东夫妇的《全权委托授权书》以及房产三证，和吴先生签了房屋转让合同。吴先生以300万元总价买下这套房子，并支付了100余万元的首付款。

吴先生当时去看了房子，仍是毛坯房，无人入住。

“他拿着房东的委托书和三证，我当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吴先生说。

就在准备房产过户的时候，俞某突然提出加价15万元，吴先生不同意，俞某说房子不卖了。

“我坚决不同意加价，我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此时，吴先生才知道，原来这套房子在卖给自己之前，已经卖给了俞女士。

“我才明白自己中了一个圈套。”吴先生说，俞女士就是一个炒房客，她买下房子后不过户，指使俞某利用房东的全权委托代理书，直接为她寻找下家，不过户是为了省下房产转让的税费。他认为，指使俞某临时加价的也是俞女士。

2006年3月，吴先生提起诉讼，要求房东夫妇（因房产三证上依然是房东夫妇的名字，所以被告是房东夫妇）按合同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漫长的诉讼拉锯从此拉开序幕。

2006年11月，一审法院判决，房子按照300万元的价格交易，房东应配合吴办理过户手续。房东不服，提起上诉。2007年7月，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正当吴先生拿着终审判决书，打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俞女士也把房东告了，要求立刻过户。双方都是律师出庭，最后达成调解，法院出具了房东同意限期过户的调解书（调解书和判决书有同样法律效力）。

一套房子的归属，竟然有了两种不同的判定。

“所有的诉讼过程中，房东夫妇从来没有露过面，他们的律师都是俞×（指俞女士）找来的。”吴先生认为，俞女士私下和房东有过协议，由她来摆平所有的诉讼，所以虽然被告是房东夫妇，但是和他打官司的实际是俞女士，那次调解是她自己和自己打官司，有虚假诉讼的嫌疑。

吴向法院审监庭提出申告，2008年9月法院判决，撤销俞女士的那份调解书。

俞女士不服，上诉。

2009年7月，上级法院裁定撤销吴先生的判决书（包括一审和二审），案件发回重审。

事情又回到了起点。

一审法院另组合议庭，重新开始审理此案。

2010年2月，一审法院再次判决，认定俞女士授意俞某出售该房产，并赚取差价，之后不履行合同又另起诉讼，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判决房产应归吴所有，房东应协助吴办理过户手续。

法院民事判决书上说：……从再审过程中本院依照职权调取的俞某（指中介）提供的证据来看，俞某向俞×（指俞女士）交付了10000元现金和俞某与吴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两份。俞×对于收到10000元及合同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否认10000元即为吴交付的定金……可以认定，俞×对于俞某（指中介）代理出售房屋的行为是知情的，也就是俞×授意俞某出售……

俞女士否认自己授意中介出售房屋赚取差价，不服判决，再次上诉。

上级法院召集双方调解，对方提出加价200万元，吴先生不同意，调解没有成功。

目前，春江花月的二手房价每平方米3万多元，这套最初价值170多万元的江景房，现在总价至少已达600多万元。但房子究竟该归谁所有，还没有最后定论。

“一场噩梦。”吴先生说，4年多的官司，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光律师费就花了20多万，房子没拿到，自己100多万的首付款至今还押在中介的保证金账户里，自己还算有点经济实力，否则一定会被拖垮。

截至发稿，上级法院还没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