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唐康任人民日报幼儿园主任。

1947年，林淡秋在上海《时代日报》。

5月19日下午，曙光路一处公寓，林崇明女士给我翻看几本集子。“这是母亲用了17年时间，给父亲写的传记，还有一本是她在医院写的回忆录。”

传记《淡淡秋光霜叶红——忆林淡秋》，50万字，由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回忆录《往事》，则是一本朴素的小册子。

逝者唐康，湖南浏阳人，3月21日辞世，终年89岁，她早年在新四军苏中根据地从事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以家庭主妇身份，掩护地下党员。

解放后，历任上海华东保育院幼儿部主任、人民日报幼儿园主任，1952年任杭州大学幼儿园主任，1982年退休。

细读这两本集子，烽火岁月的纯真爱情，桑榆晚景的一往情深，如在眼前（下文中的“我”，就是逝者唐康）。

上海辣斐德路422号

15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和10岁的妹妹到上海落脚，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现名复兴东路）422号，给房客们打杂做事。

这条以法国人命名的街很长，东起八仙桥大世界，西到徐家汇，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林立。422号的房东很有钱，自己住在卢家湾大宅子里，把422号拿来出租。

母亲给房客做饭洗衣服，我打扫卫生送饭打开水烫衣服，妹妹抱孩子。晚上，我到夜校读方块字课本。

辣斐德路422号一共有12户租客，住了天南海北逃难到上海的房客，林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林先生看上去蛮文静，一头乌黑蓬松的头发，两道漆黑的浓眉，鼻梁高高的，虽然瘦，但胸背笔挺。

林先生有个特点，客人多，朋友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让我做的事也与别的房客不同，有时到法大满路裕丰纸行送信，有时留下一卷纸，等“长个子”来取，这些他要联系的人，交待我时从不说名字，只说“小孩子”、“小眼睛”等。

我叫他“写书的人”

除了会客，林先生总是关起门来写文章，从早写到深夜，我叫他“写书的人”。

有时候，给他收拾房间时，看到桌子上放着《译报》，报上登的都是打日本鬼子的事，我渐渐认定，林先生不是一个逃难到上海混日子的人，而是一个宣传抗日写书的人！

而且，其他房客找我们，都是做些生活方面的活儿，做完就好。林先生关心的事可就多了，这幢房子里住了些什么人，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干活，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关心过我的生活。

有时，我们两人谈天，我越说越起劲，他越听越有兴趣，他盘腿坐在床上，把惟一的一张椅子让给我坐，一会儿光着脚跳到桌边写几个字，一会儿哈哈大笑……

这样过去了几个月，我和林先生的交往，自然与一般房客不同了。

妈，他说他爱我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收拾屋子，看到一只纸篓倒扣在桌上，下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三个大字：我爱你。

我的心怦怦直跳，脸一下子热起来。这么大的事，应该马上告诉妈妈。

就像突然看到房子着火一样，我直奔下楼，蹲到正在洗衣服的妈妈身边，低声说，“妈，他说他爱我。”

“谁呀？”妈妈侧过头问。

“林先生。”提到这三个字，我的心都快跳到喉咙口了。

妈妈低下头，又忙着洗衣服，失望地说，“这个人，什么朋友都有，好像是走江湖的。哪天他跑了，找都没地方找。你告诉他，就说你从小在浏阳定亲了。”

“纸条”事件发生后，妈妈就不让我沾手林先生房间的活了。

这一天真长啊

后来，林先生病了，妈妈主动提出，给他烧一个月粥，当然是有报酬的。

有一天，妈妈主动跟林先生搭讪，先生每月多少大洋啊？林先生没说具体数字，只伸出一只手，立着一只大拇指和一只小拇指。

“6块不可能的。60块？”妈妈问。

林先生还是没答。

每月挣60块大洋，可是有钱人啊！那以后，妈妈对林先生的态度转变了很多，允许我进出林先生房间了……

一天，妈妈把林先生叫到楼上，林先生出来后跟我说，“你妈妈要我拿100块大洋，就让你跟我走。”

“我知道你拿不出那么多钱。算了吧，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我泣不成声。

他叫了我一声，走了。

这一天真长啊，像是过了三年。

第二天，林先生来了，对我笑笑，拍拍他旧大衣鼓鼓的口袋，转身对妈妈说，“先交50块，另外50块以后再给你。”

妈妈沉着脸，点点头，然后把我的几件旧衣服卷成一个筒递给我说，“跟他去吧，能读书总是好的。”

快到门口时，看我舍不得离开妈妈和妹妹，林先生跟我说，“想妈妈和妹妹了吧，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记住，以后不要再叫我林先生了，你是林师母了，以后你就叫我阿林吧。”

我结束了3年睡楼梯房的日子，住进7平方米的亭子间。那年，我18岁。阿林翻译书所得的稿费，供我到中华女子中学的小学部读五年级。

两年后，1941年，我和阿林告别了上海，到苏中抗日根据地……

从此，我们风风雨雨走过了43年，直到他1981年病故。

我的爱人林淡秋

我的爱人叫林淡秋，浙江海宁人，是位作家、翻译家。

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上海大学。1930年，在柔石带领下，他开始翻译欧洲进步文学和苏联小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参与文艺界救亡协会工作，发表抗日救亡的散文和随笔。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除了租界外，基本都沦陷了，他就转到法租界辣斐德路坚持抗日，编辑《译报》和《每日译报》，先后与蒋天佐、王元化等人创办了《新中国文艺丛刊》《奔流文艺丛刊》，并利用各种条件，开展地下爱国运动。

1939年后，他前往皖南根据地和苏中根据地。

上海解放后，他从《时代》转入《解放日报》，任编委，主管文艺。1950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1958年，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64年，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文革中受到迫害。1978年，恢复职务。1981年12月4日去世，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