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字，是王老师用一辈子刻进我们血脉里的烙印

左：浙大妇院院长张丹，中：王曼教授，右：黄荷凤院士

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提笔撰文，回忆自己的导师——我国妇产科界前辈王曼教授。

今年，王曼教授迎来百岁寿辰。这位1927年生于浙江嘉善，一生躬耕妇产科医教研事业的医者，曾任浙大妇院副院长，曾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参加志愿医疗手术队，也曾远赴非洲马里完成援外医疗使命。岁月流转，前辈的仁心与风骨，始终深深影响着后辈。

以下为黄荷凤院士撰文节选：

王老师一百岁了。

百年光阴，照见医学事业代代接续的变迁，我与王老师相识已逾四十年。

1986年，我成为她的硕士研究生。从王老师算起，历经我们一代，再到学生、学生的学生，五代医者薪火相传。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医学传承，不只是技术的迭代精进，更是恩师刻进后辈骨子里的精神内核：大爱无疆、认真严谨、善良温情、努力执着、创新无畏、向上豁达、严格敬畏、融合拓展、和谐共生、托举后辈。

五代同堂，“同”的不是血缘，是团队精神交织而成的“医魂”。五代同堂，“同”的不是姓氏，是骨子里的那股劲儿——认认真真做事，诚诚恳恳做人，把病人放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头顶上挂着多少头衔，大家心里最珍视的，始终是那句最朴素的话：“我是妇产科医生。”

这几个字，是王老师用一辈子刻进我们血脉里的烙印。

“妇产科好，这一行离新生命最近”

胸怀“为人民服务”的家国担当

第一次听王老师讲她的身世，是研究生入学不久的一个傍晚。

王老师幼年遭遇战乱，父母早早离世，苦难的岁月让她立下学医救人的志向。她考入贵阳医学院，选择妇产科，她说，“妇产科好，这一行离新生命最近”。

1950年毕业，她毅然报名抗美援朝志愿军医疗队，做好牺牲的准备，奔赴山东兖州野战医院，加入外科手术队，为前线伤员开展截肢及其他手术和病区管理工作。白天抢救伤员，夜里难以安睡，她便熬夜备课，给部队医务人员讲授妇产科知识。

1974年，王老师受命奔赴马里援非。当地条件艰苦，蚊虫肆虐，妇产科相关医疗资料几乎一片空白。她白天接诊病患，夜晚整理调研病例，用中、英、法三种语言整理编写医疗手册留给后续医疗队。深夜伏案写作，只能靠电风扇驱赶蚊虫，也因此落下了大腿关节旧疾。

这份家国担当，化作种子不断向下传递。我的学生阮恒超，孩子尚且年幼，主动奔赴马里援非，黄夏娣、陆秀娥也接续奔赴这片土地。何荣环、胡小玲、刘爱霞、侯宁宁、陈希婧、钱羽力等多名学生奔赴新疆，在戈壁滩从零搭建生殖中心，把辅助生殖技术带给边疆求子家庭。

受恩师影响，我的科研目光也不再局限于手术台，投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与国家人口质量提升，牵头组建中国人自己的医学数据库，实施“中国新生儿多组学计划”。2017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电话告知王老师，她没有欣喜于头衔，只恳切说道：“你以后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为人民服务了。”这句话，我始终铭记于心。

“手里托着的是两条命，马虎不得”

用一辈子把认真严谨刻入骨髓

“妇产科医生手里托着的是两条命，马虎不得。”这是王老师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她治学临床都极致较真，患者的每一项检查、每一个指标，她都要求经管医生做到心中有数，能脱口而出且毫无差错。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领教这份“认真”的场景。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刚进医院，她亲自给我们制订了一套特殊的培养方案，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住院医师”，吃住都在医院，周六才能回家住一晚，周日就得回来报到。那时候我们私下里叫苦连天，可后来才明白，王老师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临床医生，必须在病床边长大。

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手写在方格稿纸上，每一处数据偏差、逻辑漏洞，都被她用红笔一一圈出。十几遍修改，一遍遍全文誊抄，废稿堆积厚厚一摞。

这份严谨，代代传递。如今我指导学生做课题，也延续这样的标准。在开展“配子源性疾病”相关研究时，团队反复核对每一组实验数据，拒绝盲从现成数据库，依靠扎实实验求证科学假设。

我的学生们做临床、搞科研，也习惯对每一组检验数据较真，在病历书写上反复推敲。因为王老师早就用她的一辈子告诉我们：严谨才是经得起推敲的底线，是我们这支队伍最坚实的底色。

“要把病人当亲人”

白大褂之下怀着柔软仁心

王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要把病人当亲人。”这份善良不是口号，而是落实在每一次诊疗之中。

曾有一位怀孕4个月合并大肌瘤的孕妇，原本计划手术，胎儿大概率无法保全。那天，她满脸泪痕地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碰巧遇到了王老师。老师见她哭得如此伤心，立刻调来病例资料，站在走廊里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看。看了许久，她抬起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暂停手术，改保守观察。几个月后，这位孕妇成功剖宫产，母婴平安。

我后来问王老师：“当时万一判断失误，可是要担责任的。”她笑了笑说：“担责任的事多了，但不能因为怕担责，就让病人失去一个孩子。”

这份置个人风险于身后、一心为患者着想的仁心，也体现在老师自己身上。

当年王老师怀有七八个月身孕，依旧坚守手术台，因为担心手术久站诱发宫缩破水，便在白大褂口袋常备黄体酮，手术前给自己注射，咬牙坚持工作直至预产期。

仁心的河流代代流淌。我也曾为外地四胞胎妊娠的高危患者，专程奔赴当地完成减胎手术。我常告诉学生：尽管去善良。这句话，也被镌刻在浙大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石碑之上。

在热爱中坚持求索

以创新无畏推动医学向前一步

医学界有句俗语：“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可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大家却把这份“累死累活”当成幸运。

老同事们说起王老师，最深的印象就是她永远是最肯吃苦的那一个。无论多疲惫，只要病人需要，她从没“早退”过。她的儿子陈钢常说：“我妈妈心里只有病人和学生！”每次听到这句话，都觉得说的就是我认识的王老师。

王老师把这份热爱，用一辈子扎扎实实地做了出来。她的主攻方向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是当年最困扰女性的疑难病之一。

没有电子数据库，没有统计软件，王老师带领团队手工汇总全国八个地区1553例病例，逐条整理分析，完成系列研究，斩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同时兼顾基础研究，探索超微结构、药物作用机制，临床基础双向发力。

王老师从不被固有框架束缚，她常说：“医学本来就不完美，你不去推它一把，它怎么往前走？”

上世纪60年代，宫颈癌手术条件有限，她审慎筛选28例患者开展手术，全部痊愈无复发。肿瘤随访制度，也是从这28例患者的随访卡片开始建立的。这不是运气，是她对解剖的精准掌握、对手术的反复打磨、对术后管理的严格把控，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受她启发，我们团队敢于突破固有认知。试管婴儿普及之后，大家只关心能不能成功受孕。我们建立全国首家ART子代健康随访门诊，二十年持续随访上万名辅助生殖出生子代，首创“配子源性疾病”理论，把疾病防控关口前移至配子阶段。

如今，后辈们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更多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在全国不同的医疗机构里，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各自的创新和突破。他们有的在基层默默改良技术流程让更多患者受益，有的在大医院攻克疑难杂症，有的在实验室里死磕数据。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推着医学向前多走一步。

这就是王老师说的：“推它一把，往前走一步。”

自己做了很“前卫”的事

也鼓励学生拓宽视野、打破边界

王老师做了一辈子妇产科，可她从没让“妇产科”三个字把自己框住。

她总是鼓励我们拓宽视野，往外看。她说，医学的进步，很少是在一条路上直直走出来的，多半是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撞出来的。所以她支持我们把基础医学和临床实践融在一起，把中医和西医的长处融在一起。在那个年代，能有这种眼界的妇产科前辈，不多。

1979年到1980年，王老师干了一件在当时很“前卫”的事：带领全省和本院的妇产科工作者，搞中西医结合。不是为了赶时髦，是实实在在为了解决临床问题。当时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最头疼的病之一，很多患者西药治不好、手术又复发，走投无路。王老师就带着大家做研究，用醋酸棉酚做治疗实验，一边在实验室里摸机理，一边在病人身上看效果。那时候没有“转化医学”这个词，但王老师做的事，就是转化医学。

她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医生的眼光，不能被科室的牌子框住。问题在哪里，眼光就要看向哪里。病人的病是全身的病、系统的病，你不能只用一个学科的视角去解决它。

如今，我们团队的触角已经伸得更远了。航天医学、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材料学——这些跟妇产科看起来相距甚远的领域，我们都“搭上了线”。在国际上，我们有自己响亮的声音。

我常跟学生说：“医学不是一座孤岛。你只懂医学，就做不好医学。你得懂点工程、懂点算法、懂点数据，把前沿科技和临床需求融在一起，才能建起真正坚固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