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技术，于存涛更看重传递“患者至上”的初心。刘志芳记得有位外地患者被建议手术，找到于存涛后，他反复评估，认为症状不明显，建议先观察。“换瓣手术对医生来说不算难，但病人要终身服药。站在病人角度全盘考虑，才是真正的负责。”他常跟学生说，“把握手术指征，是外科医生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

于存涛的教学很“抠细节”。缝合用几号针线、站位角度多少、拿器械的手势怎么最省力，他都会一一纠正。“有时候就是身子稍微扭一下，手感就完全不一样，你不说，年轻人可能一直意识不到。”于存涛善于观察，并将这些“手感”和“体感”转化为可传授的经验。

更让学生敬佩的是他的好学。沈中华刚到阜外医院大血管外科报到的第一天，并没有见到大名鼎鼎的于老师，一问才知道，原来于存涛去美国学习了，“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这么一名业界大咖还要出去学习？”等于存涛回来后分享心得，沈中华看到，笔记本上全是密密麻麻且工工整整的笔记和手绘。

于存涛还有一个坚持了多年的习惯：每一台手术前，无论多忙，他都要亲自见一见患者家属。“跟家属见一面，讲一讲，叫他们放心。家属看到专家来了，心里就踏实了。”这个环节是对患者家庭的尊重，也是他传递给后辈的医者温度。

十七年磨一剑

“如果说精湛技术救的是眼前的人，那创新救的就是未来的人。”于存涛的目光，并不局限在手术台。

2016年，基于阜外医院超大规模临床病例的深入分析，于存涛在国际上首次系统性提出主动脉夹层的“阜外分型”。这一分型不再仅仅依据破口位置，而是综合考虑主动脉根部、弓部分支血管受累情况、远端撕裂范围等关键因素，犹如绘制了一幅精细的“作战地图”，极大推动了全国主动脉诊疗的规范化。随后，于存涛又牵头建立全国性的主动脉夹层注册登记研究，探索中国患者的独有特点。“欧美的数据不能简单照搬。”他说，如今结合人工智能与影像技术，团队还开发了智能分析平台，迈向精准医疗的新高度。

而于存涛思考的核心始终围绕着主动脉手术最根本的难题：出血。“病人其他器官功能是好的，最终因为出血下不了手术台，这是最大的遗憾。”于存涛说。

传统手术中，人工血管与患者自身脆弱病变血管的缝合口，是出血的“重灾区”。为了在无血视野下完成这最难的缝合，患者需要进入“深低温停循环”状态，即体温降至20℃左右，血液循环暂停。这段时间极其珍贵，通常不能超过30分钟，否则患者面临苏醒困难等巨大风险。而医生需要与时间赛跑，在“停循环”期间快速进行精细缝合。

“能不能不缝？或者少缝？”这个念头在于存涛心中盘旋多年。2009年，他画下了第一张草图：将人工血管与金属支架做成一体，像“套袖子”一样植入，用外部扣带固定，实现免缝合。

想法很美好，实现之路却异常艰难。没有先例可循，自己写专利，找厂家合作。许多厂家因复杂的图纸和极高的技术要求望而却步。直到2014年，他才找到愿意合作的伙伴。

从设计、打磨、动物实验、临床试验，到最终获批上市，这条路走了17年。2025年4月，“一体式人工血管术中支架系统”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

这个创新成果的意义是革命性的：将主动脉手术的核心步骤时间从30分钟以上缩短至10分钟以内，显著降低了患者全身脏器缺血损伤的风险；免缝合设计极大地减少了吻合口出血，平均输血量从2000多毫升降至约200毫升。

更重要的是，它大幅降低了手术的技术门槛。“原来需要顶尖专家才能完成的操作，现在更多医生经过培训就能掌握。”于存涛说。这对于中国每年数万例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而言，意味着救命的机会不再只集中于少数几家顶尖医院。

于存涛喜欢走路，用脚步丈量城市。刚来杭州时，他常在医院和住所之间漫步观察。“北方已经很少有风湿性心脏病了，而南方还有，这和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这种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习惯，或许正是他能跳出外科医生固有框架，进行开创性思考的源泉。

如今，加盟浙大二院，于存涛看中的是这里全国领先的经血管植入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他早已定了下一个目标：研发新型生物瓣膜材料，为更年轻的患者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

“我想用八九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他平静的语气中，是又一次长期攻坚的笃定。

八九年的时间，意味着又一段需要耐住寂寞的研发长跑。为何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创新劲头？面对这个问题，于存涛想了想，给出了一个朴素的答案：“应该是对专业的爱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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