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但是，这次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和历史上的人口减少不同，这次是结构性的，换句话说就是：这是全球大势，不可逆转，接下来一个时期，我们的人口可能会一直减少下去。

我们常说自己是人口大国，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持续减少，对我们来说有何影响？又该如何应对？

历史上的人口负增长

每当人口问题成为热点话题，就不得不溯源中国人口发展史。

梳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所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可以发现，数千年来，中国人口几乎遵循着指数增长模式。其中偶尔也会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多是因瘟疫、饥荒、战争、朝代更替等带来的人口的短期缩减。

在天灾人祸之下，人口减少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人口“大落”的速率最高可达100‰，这意味着百年休养生息累计的人口，可以在一场一二十年的战乱中损失殆尽。

1208年，蒙古进攻金和西夏前夕，金、夏境内人口总数在5500万-6000万之间，经过26年蒙古铁蹄的蹂躏，人口只剩下1050万，数量不及原来的五分之一，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极为罕见。

1960年、1961年也曾发生过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是因为 1959-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

回顾中国古代两千年的人口数据，中国人口数量呈现阶段性大起大落，但整体趋势是上升的。

中国历史人口的增长经历了六个阶段，但增长幅度并不均衡，第二三阶段人口翻番共需1300年，第六阶段人口翻倍只用了40年。

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和“计划生育”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在短时间内出现倍级增长。

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此后，陆续出现了两次“人口生育高峰”，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以及20世纪80年代，十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

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

有点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1990年央视元旦晚会上宋丹丹、黄宏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在引人爆笑的同时，让计划生育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生育意愿不足成人口负增长主因

在死亡率不断下降的今天，人口为何还会进入负增长？快报记者特别专访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

葛剑雄说，很多人都关心怎么样通过经济手段进一步来提高生育率，“我认为这些作用是有的，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强调，事实证明，人类进入一个富裕的发达社会以后，普遍生育率都会下降。

据不完全统计，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俄罗斯、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等20个发达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现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的。

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足。

“促使人口生育有十几种原因，现在基本上都不存在了，比如传统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对多生曾经起了很大作用。”

葛剑雄认为，提高生育意愿，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这要求社会各方面措施的配合，包括降低生育成本、完善育儿配套设施等等”。

走向深度老龄化

我国预计只用22年

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拐点”是一个时间段而非具体时间点。从表面上看，人口负增长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实际上却是人口和社会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

总人口的负增长往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

从老龄化速度看，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日本用了24年、德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126年，而我国预计只用约22年。

目前，日本、意大利等21国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西班牙等36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大部分为西欧发达国家。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8.4%。

长期看，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加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向影响将逐渐凸显。

比如，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1947-1990年，日本的出生率从34‰变为10‰；从1990年开始，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结束，日本经济规模从接近美国，到开始停滞不前。

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全社会养老支出也在不断扩大。人口负增长与老龄社会也将在社会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养老服务等领域带来持续性挑战。

人口负增长，我们如何应对？

人口发展形势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我们做了哪些准备？针对这些问题，近日，“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分析指出，我国人口负增长时代老龄社会具有老年人口规模超大和占比高、高龄化凸显、少子化显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长期照护需求旺盛、家庭照护能力脆弱、区域差异大等七大人口特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童玉芬教授认为，未来我国劳动力规模还会进一步减少，但不大会出现劳动力总量短缺，结构性短缺和素质短缺更应引起关注。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原新教授主张“人口红利转型论”，提出未来30年的新人口机会为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低龄老龄化、日渐雄厚的人力资本、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形成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型、资源型、长寿型、素质型、配置型等综合型人口机会。

葛剑雄表示，很多人担心人口红利消失，其实现在的“延长退休”是发挥老年人的人口红利的好方法，但问题出在就业岗位不足上。“应该采取各种灵活的办法，为这些刚退休的老年人构建新的岗位，比如二次就业、志愿者服务等，让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通过积分兑换养老服务等等，这需要国家来调节，也需要社会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