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丈夫顺利出院，她说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踏实

她是女儿，有个年过六旬、远在东北的母亲；她是妈妈，有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小的14岁；她也是妻子，丈夫身患终末期肾病（俗称“尿毒症”），每天挣扎在死亡边缘。

她姓刘，40岁，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为给丈夫治病，他们坐了四天三夜火车来到杭州，边打工挣钱边治病；当得知丈夫只有“换肾”才能活下来时，她瞒着丈夫去医院咨询如何在亲属间活体肾移植，并在配型成功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割肾救夫”。

上周末，我去看望了刘大姐两次，一次在她丈夫做肾移植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病房，她看上去有些虚弱，脸色发黄，眉头紧皱，左手一直插着腰（注：做过手术的地方），半个多小时后就坐不住了，我深表歉意地离开；第二次在她出院后住的宾馆，她换上了居家服，躺在1.8米宽的床上，绑着塑腰带，天南海北地和我聊了一个半小时。

“其实，病房里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没那么复杂的，只是觉得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怎么能忍心不救呢？”刘大姐说，“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开心、踏实。”

血压200多 连吃三天降压药

没想到查出了慢性肾脏病

刘大姐，1977年生，丈夫姓于，比她大3岁，两人都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到今年结婚整整20年，女儿20岁，在海口读大二，专业是空乘；儿子14岁，在老家齐齐哈尔读初二。

事情要从2014年的春天说起。“那天傍晚我们从地里回来，他（于大哥）对我说头晕、难受，我就赶紧陪他去医院，没耽误。”刘大姐说，去医院一量血压有200多，医生开了些降压药，但吃了三天后他还是觉得晕。进一步检查后，被诊断为慢性肾脏病，肌酐高达300多，超过正常范围3倍多，当地医院立即给予护肾降压治疗。

让一家人意外的是，于大哥的各项指标怎么都降不下去，肌酐一度高到了1000多，当地医生建议赶紧去大城市看看。在那以前，夫妻俩一年四季务农为生，从没离开过县城。当时，女儿正在读高二，儿子还在读小学。

“看病去过很多地方，哈尔滨，河北，北京都去过，光住院就住了好几次，但就是看不好。”女儿小于说，“那时我越想越害怕，但又帮不上忙，只知道看病要花很多钱，所以一放暑假就去打工，去镇上的烧烤店当服务员，早上10点做到晚上10点，忙的时候做到12点，一个月3000元，有时候啤酒卖得多，老板会给点提成，但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