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这个“止戈”又泡汤了。

内战打下去，终究都是内伤，而让侵华日军开心。救亡图存的红军部队，那时也是最希望内部止戈，共同抗日，一致对外。

从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之后，直到西安事变之前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在延安空前地给一系列人士写信，主题都是一个：停止内战，联合抗日。5月25日，致信阎锡山；8月13日，致信杨虎城；8月14日，分别致信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9月18日，致信宋庆龄；9月22日，致信蔡元培；10月5日，致信张学良；12月1日，致信蒋介石；12月5日，致信冯玉祥，等等。这些重要的信件，如今都收入了《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在给杨虎城的信中，毛泽东一开始就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信中分析形势：“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关键是希望杨虎城能成为“善邻”，“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并要求“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

当时杨虎城执掌的“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有6万多人。

这里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对老蒋来说，最好是来个“一石三鸟”，俱行折损；结果却在一致抗日的大旗下，逐渐地变成为“三位一体”，最终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生死存亡，生命一掷

早在1936年元旦，杨虎城就告诫十七路军官兵，1936年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年，“我们军人应该立刻的觉悟，民族、国家的存亡，即是自己的存亡，我们的血应该为民族国家而流，我们的生命应该为民族国家一掷，要这样也不愧是革命的军人”。

“西安事变”后，放不放蒋介石，什么条件下放蒋介石，张杨二人产生了很大分歧。

在做口述历史时，张学良说：“当时我们因为这个起了冲突。他害怕放了蒋先生。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不想，我负责送蒋先生回南京，我当断头将军。”

少帅还说：“‘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事变了结后，1937年2月7日，杨虎城到西安北侧的三原县，处理十七路军的善后问题。2月10日，在听闻“群情惊扰、人人自危”后，他即给何柱国写信，希望转告墨三主任——新任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请其妥加保护”，足见对民众的拳拳关爱之心。

1937年3月29日，杨虎城和部分将士到杭州见了蒋介石，第二天老蒋单独找杨虎城谈话，明确表示要他“到欧美参观一个时期”。

在杭期间，杨虎城携妻子谢葆真和儿子杨拯游览了西湖，特别去看了岳坟。

4月30日，杨虎城被蒋免去军政职务。在南京当局一再催促下，6月29日，杨虎城从上海码头登上了胡佛号轮船，“被出国”了。

杨虎城甫一出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此时已“止戈”的杨虎城，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参与抗战。

1937年11月，他经香港回国，去南昌要见蒋介石时，即被扣留，一直被关押了12年，辗转各地。

1947年，妻子谢葆真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谢葆真是杨虎城的继室，婚前就是共产党员。她的领路人是冯玉祥下辖的前线工作团团长、著名的共产党员、1938年在西安被杀害的浙江诸暨人宣侠父。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和一子一女在重庆歌乐山“戴公祠”惨遭杀害。共产党曾几次试图营救杨虎城，但都无果。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只在家门内争吵，而能一致抵御外来的侵略。问题是，争吵可以，争斗甚至战争，变成兄弟相残，事情就糟了。

所以杨虎城的“止戈”意愿是对的。没有战争的人类，才是真正理性与人性的人类。

历史已经证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国政治的悲剧。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终于召见已被幽禁20多年的张学良了，地点在台湾桃园大溪的行辕。

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记载：“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学者唐德刚这样分析：“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

铸剑为犁应有日，止戈为武不是梦。和平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杨虎城如果今年才是56岁，那么，“死，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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