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速写 |

| 今日主讲 |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哈佛大学研究教授

| 中心思想 |

“儒家传统”是一个体现“终极关切”的精神文明，儒家文化不是超越而外在，而是超越而内在。因此，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

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儒家精神

我们今天讲到的“终极关切”和人的宗教性、它的汉化，在儒家的传统，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因此，儒家传统对于人的身心如何和合，人和自然如何更好地和谐，乃至人心和天道如何能够相辅相成，这些都是核心的价值。

中国的传统在西方人来看，是有点浪漫的做法：认为人和社会可以有健康的互动。在西方，这个是已经过时了。这样说来，现在西方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每一位都接受，没有什么争议，都要重新来审视。哪一些是“普世价值”？除了“科学”与“技术”以外，“自由”，另外就是“理性”，再来就是“法治”，还有“人权”，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个人尊严。这些价值在21世纪好像发挥得不够充分。为什么不够？因为面对了自然的挑战，面对了人的终极关怀。所以应该有新的价值能够加入，能够互相调节。

这些价值在上世纪80年代被说成是“亚洲价值”，我觉得我们的理解就是：所谓亚洲价值是扎根在“儒教传统”上的价值。扎根在儒家传统有它的特殊性。我简单地举几个例子：除了“自由”以外，应该注重“政治”；“理性”以外，应该有“同情”；“人权”以外，应该有“责任”；“法制”以外，应该有“礼让”。个人的尊严应该和社会的团结，甚至说社会的和谐相并列，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研究，不是说儒家的传统和现代西方的科学能不能配合。当然非配合不可，它才有现代性，但是也可以通过儒家进行反思它的真正价值，就像“仁义礼智信”。关于正义，关于理性以外，所谓的同情，关于责任，关于社会的团结，乃至关于礼让，这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也可以和西方分享，也可以从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它内在的资源，与西方进行对话。

一方面是重新的了解，一方面也是经常的认识。但是在文化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和散布海外的华人群体，信仰都非常薄弱，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21世纪的人类需要一个怎样的人文精神

在21世纪，人类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在儒家思想里，人是天地大化的参与者。古人说：“为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个理念和人心与天道合一的理念配合起来，就是宇宙观、人生观，人也可能成为宇宙大化的创造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科学理性应该有新的发展。以前从启蒙发展出来的科学理性，有一个已经过时的理性的傲慢，认为科学万能，一切都能用科学解释，这是一种过时的科学主义，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智慧。

21世纪的人类需要一个怎样的人文精神？在我们面对神圣的地球、凡俗的时候，面对世界上所见到的各种矛盾冲突，必须找到一条解决之道。第一，我们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要关爱地球，要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推到生命共同体，这是儒家思想的特色。在宋明儒学，王阳明、程颢都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和孟子所说“万物天地皆备于我”，都是说，人类的心应该和世界各种生物动物都有联系，人们会受到万物感动，应该感受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存在。

人类的伦理要出现一种生命共同体，要能够与宇宙大化互动，要发展一种真正的仁，可以滋润各种不同价值的伟大的思想。没有仁，义就可能变得比较苛刻，礼就变成形式主义，勇就是匹夫之勇，智信就变成了小智小信，所以仁可以滋润所有其他重要的价值。

我们需要对西方启蒙发展起来的单线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比较深刻的省察。儒家思想在面向21世纪的人文精神时，必须有四个侧面发展，缺一不可。第一个侧面看就是个人问题，人的身心和谐，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真正要改变需要教育，教育的改变不仅要教育下一代，也要教育我们自己，只要是推己及人的人慢慢地增加，就可以改变。 第二个就是社会社群，人和社群互动的问题，如果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和是非常难的，和绝对要有先决条件就是绝对要接受“异”，不同的颜色乐器，才可能组合成绘画音乐。所以必须要对“异”深刻理解。 第三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要重新签约，要改变。最后是人心和天道的关系，这一方面有人不赞成，我很坚持，就是人心和天道之间有非常深刻的价值关联，要重新考虑。如果这四个侧面都照顾到，就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和启蒙代表的凡俗的人文精神不同。我对21世纪儒家思想的发展抱有希望，儒家思想可以与各种文明形成对话，谋求发展。可以和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平共处，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

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归纳，从西方所发展的启蒙心态，不能够适合二十一世纪，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价值，同情啊，正义啊，责任啊。而对这个西方所发展出来的弊病进行批判，不管是女性主义、生态环保，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而中国学者，包括儒家学者都是缺席的。缺席的原因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作遥远的回想。遥远的回想的出现，是我们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的记忆非常的短暂，而且我们都犯了，包括我在内，都犯一种忘却。犯了健忘，再犯了主动去忘却，历史基本上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塑造出来。这中间有非常珍惜的东西，也有谎言。所以我们如何了解历史，如何回到传统上来，在批判精神之上，把传统的价值能够发挥，这是我们的任务。面对现在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我们要有责任，我们要对自身的困难，特别是关于诚信的困难，要能够回应。有了这样的基础，再能够发挥新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开放的、多元的，同时具有很强的张力，那么将来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