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八十凝望——赵宗藻艺术回顾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三个展厅，展出着他向浙江美术馆捐赠的200多件个人版画作品，还有他的一些从未展出过的书法、国画、速写。

浙江美术界的大佬们轮番发言。

背景是两幅风格迥异的版画。

左边是幅民间味儿浓厚的木刻，刀法细密，色彩沉郁浓厚。细看之下，是江南女子四季养蚕的情形。相形之下，右边的版画则无比疏朗，淡墨色的黄山，山的纹理奇特，像水纹般漾开，又有几棵松树斜出，看得久了，会有陷进去的微妙感觉。

80岁的赵宗藻静静地坐着，鸭舌毡帽压低，有点儿出神。偶尔，也会微微一欠身，表明正在听着。

组合得有点奇妙。

像是展厅里挂着的几幅水墨画，云山雾绕，角落却落了几艘极细小的船，寥寥几笔浓墨色，点出其中三昧，让人看着看着，会高兴起来，忍不住摇头晃脑，轻舟已过万重山。

开幕式的收官，按例，是主角致答谢辞。

他起身，说，今天我晕了。又说，我一辈子听到的好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听到的多。今后我一定继续努力，达到大家的要求。达不到的，请大家原谅。

就说完了。

没有多余的客套。

铜匙

采访约在了正月里。天气不错。虽然是冬天，客厅外的小天井，花花草草却开得小清新。

老先生侧身坐在藤编的扶手椅里，咪咪笑着。鸭舌毡帽，压住清矍的脸，目光清亮。一开口，仍旧脱不了江苏人的吴侬软调。说到高兴了，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会滑到鼻间，一副好脾气的模样。

走廊的架子上、书房的书柜上，随处可见大大小小葫芦，憨态。太太朱慧競在旁解释，都是原先住在南山路的四合院时候种的，他一个都不肯扔，都要放起来，所以这儿一堆，那儿一堆。没什么道理，就是喜欢。

我们的话题从一柄铜匙开始。

铜匙是那天在“八十凝望——赵宗藻艺术回顾展”上见到的，一个没柄的、颜色已经斑驳的铜匙，圆底已经平了，不光平了，还有了两个小洞眼。“铁杵磨成针”这回事儿，从来都是课本里的励志故事，没想到那回却亲眼看见了。

版画创作有三个环节：画、刻、印。印是最后一个阶段，构思被付诸实施的环节。刻完的板子，滚上油墨后，覆上纸，用工具磨，把板子上的油墨印到纸上去。这个磨的工具，赵宗藻用的就是铜匙。

怎么你们都喜欢这个调羹？有意思。

上次浙江美术馆的陈焰，也是学版画的，张漾兮教授的孙女，来我家，也非要看，喜欢得不得了。我还纳闷呢，哪儿听说的。后来办展览，就拿去了。

也用了几十年了，印象中就没用过别的工具。版画，印是件很费劲的事，要磨得很细致，而且印出来后，并不能保证印一张成功一张。用调羹的好处是，它是圆的，不同角度都可以印。时间磨长了，很自然地磨损，平了。有轮廓以后，也有好处。有的地方要磨得更清晰一点，着力点更集中，效果也更清晰。

用什么工具，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惯。我碰到过一个匈牙利的木刻家，是用电灯泡来磨的。我当时想，电灯泡是玻璃的呀。哎，他还就是相信要用电灯泡来磨。还有一个版画家，是用大拇指来磨的，磨得大拇指螺纹都没有了。你说有没有意思？就是木刻的印，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方法。这就跟艺术一样，千变万化，完全相同的是没有的。

其实回想想，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调羹柄断了，随手就拿来用了。现在在用第二个。（笑）再要磨破，这辈子恐怕不太可能了。

搞版画的人，会比较方正。因为版画会把你磨砺得每一步都不能出岔子。但我想版画和任何艺术门类一样，最根本的，还是真诚，不虚伪。先要做人，再做学问。做人是首要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对文人的要求，做一个真正能称得起人的人。在生活里装假，也许会成功，但在艺术里装假，你都没有感动自己，怎么去感动别人？

真诚之外，我想，要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泰戈尔有句话， “做生活的情人”，我很喜欢。搞艺术的人，要一直保持这种兴趣。再怎么经历大喜大悲大痛苦，大灾难，始终要保持有一种儿童的心态，天真，真率。生活里经历多了，年岁大了，容易世故，容易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明白”了。看明白一方面意味着，能分清好歹、真伪了，但另一方面，把什么都“看明白”了，把什么都“看穿”了，就没意思了。

偶然

1954年，23岁的赵宗藻的一幅黑白木刻《婺江边上》在全国版画展上出现，让美术界迅速记住了“赵宗藻”这个名字，《婺江边上》也走出国门，被苏联杂志《星火》选登。这幅以大建设为题材的版画，无论在刀法的精细上还是主题的把握上，都让人惊讶：在创作这幅版画时，他才22岁。

但走上版画之路，他用的词是：偶然。1931年，赵宗藻出生在江苏江阴。那是个动荡的年代。

1937年，7岁的赵宗藻在江阴上小学才上了几天，就因为日寇侵占县城，全家逃难到周庄。1947年夏，赵宗藻初中毕业，尽管在书法和国画上极有天赋，却因为时局，家境日渐式微，家里安排他去纱厂当学徒。

17岁的赵宗藻偷偷报考上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这当儿，纱厂倒闭，而他又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于是家里终于让他去了苏州美专。在苏州美专的两年，靠奖学金维持。

赵宗藻后来多次提到家道中衰，上不起学而忧心忡忡——在当学徒为家庭分忧还是寻求自己理想之间的两难境地。

然而路终于被走出来了。

新中国的建立，让赵宗藻有机会考上南京大学美术系做插班生，因为有助学金待遇。这以后就不一样了。当时的南大美术系是师范专业，继承了中大艺术系的深厚传统，并有傅抱石、陈之佛、黄显之、陆地等著名美术家任教，他对绘画与艺术的热忱终于得以自由发挥。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金华师范学院。那时候学校的美术老师只有三个，但课很多，还要当班主任，创作的时间完全没法保证，国画、油画根本不可能。事实上，那个年代，在师范学院，一边当老师一边搞创作是不可想象的，作为老师，你的工作就是教书。回过来想想很有意思。

只有版画，还可以。因为版画不要求连续性，随便什么时候刻抽空几刀。

《婺江边上》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我是江苏人，在平原上长大。到了金华，山城，很新鲜，只要星期天抽着空，就一个人往农村、金华的大桥边跑，写生，有趣得很。

但自己的时间还是太少。后来还是因为得了肺病，查出来后让我马上卧床休息，这才得到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我就到处跑，画画写生，如鱼得水。三个月回来一查，哎，肺病居然好了。

接触到版画也是偶然。我大学是在南京大学美术系，那时候还叫中央大学。那时候系里正好有个版画老师，因为有这个版画老师，所以开了版画课。课很少，一个星期只有两三个小时，但就这么接触了版画，掌握了基础知识。

那时候我在南京大学，学的课程广泛到什么程度？就是雕塑没有学过。就连现在的设计，那时候叫工艺美术，都学过。封面设计、陶瓷设计、玩具设计……都学了。工美课的老师，陈之佛，中国工美最早的祖师爷。

我们现在的学科专业，分得很细。学油画就单学油画，学国画就单学国画。这其实是钻到一个小弄堂里去了，这样不好。掌握广泛的多个门类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艺术是相通的。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吴冠中和赵无极。两个人都是（国立艺专）毕业的。这二位，谁的作品表现力更强？我想是赵无极。为什么？我想，是因为吴冠中留在了国内，他的发展基本是在国内的，而赵无极在法国发展，他把中国水墨和西方的油画融在了一起，所以他的画，气象就不一样。

事实上，学生毕业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专家，本身就是个问题。所以我对版画系的学生说，要掌握各种表现的手法，到时候需要你搞什么，都有办法对付。

有时候，就这么一点点，也许就给将来提供了一种可能。

24岁

“文人版画”，是赵宗藻版画的特殊所在。简洁，诗意。

1955年，中国美术学院创办版画系。系主任张漾兮雄心勃勃，招兵买马，给赵宗藻连去了三封信邀他来此地任教。接到邀约的同时，他又收到了浙江省文联的调函，要把他调往省文联的版画组。这个小插曲，加速了张漾兮把赵宗藻调来美院。

那年，赵宗藻24岁。

来美院报到时，版画系已经招了一个班的学生，很多学生比他大，还有几个是他在苏州美专的同学。

1957年，赵宗藻的《乡干集会》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现代版画展览会”。在这幅版画上，是一群乡村干部撑着伞，走在雪地上的背影。因其明朗的中国气派和简洁中蕴含的诗意，被莫斯科赞誉“不像桥梁只看到桥梁”。

但这幅版画当时在学校争议颇多，质疑的人中，就有他的学生。

美院当时的先锋可见一斑。

“中国气派”也贯穿了赵宗藻此后的创作。

1982年《黄山》组画的创作，让这种“中国气派”达到了新境界。作品在第7届挪威国际版画双年展上获奖，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中国艺术史学家苏立文评价：以西画技法为基础，揉入了山水画的技巧作用于水印木刻，有一种力量鼓舞他创造出如此打破传统观念、忘却绘画的线条和笔触，构思构图几乎是在抽象的结构之中。通过这部作品，中国画家在水印技术方面打开了新天地，为建立现代中国式的版画取得了新突破。

版画系刚创立时，张漾兮教授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访问回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触，中国的版画就要中国的气派。他很明确地向我们提出这一点，而这正符合我的想法。

1955-1956年我创作了两幅作品，一幅就是《乡干机会》。这幅画很有意思。当时的质疑是，画中的人没有脸。说这幅作品“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刻画人物形象，偷工减料。

我当时没有机会跟他们解释，要真正讲，这里面牵涉到艺术上的不少问题。艺术表现有直白，也有含蓄，是要看作者自己选择的——怎么样有力，怎么样表现有意蕴、有回味。中国对含蓄很重视，这是东方的审美趣味，跟东方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我要表现的，是这么一群人，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虽然前路崎岖，但怀着一个乐观的态度，大踏步地向前。一切尽在不言中。

后来这种意象就很常见了。我接待过很多外国客人，有元首，有艺术家，他们来美院，最感兴趣的，一个是国画系，另一个就是版画系。所以说民族的，才是最值得国际交流的，这当中包含传统的民族的审美趣味。

指墨画

和别的手指不同，老先生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留着一寸长的指甲。

指甲是用来画指墨画的——尽管与版画相比，他的书画知道的人不多，但时常可以看到有人驻足，细看。尤其是指墨画，一块石头，一颗姜，寥寥几笔，浑浑然，团团然，却形态各异，有趣姿、有憨态。

画指墨画，是“文革”的时候，受潘老潘天寿的影响。

“文革”中有段时间，正常的教学与创作彻底停止了，创作越多越糟糕。当时我一下子有点迷惘，以后还需要我搞版画吗？于是空下来，就开始尝试指墨画。一画之下，觉得挺有意思。比用毛笔创作要来得迟钝，有点拙，不那么细巧。但也有独到之处，有很特别的味道。可见中国的艺术是非常奇妙的。

说绘画的道理，我又要讲到潘老。他从普通人看画的角度来考虑，认为画应该单纯、简要，让人感到悦目、好看、养眼。违背了这个原则，画得再好也是白费。音乐要“悦耳”，美术则要“悦目”。

“八十凝望”这个展，原来真的不想办的。但后来说可以展出以前从未展出过的书画作品，我就想，这对年轻人可能会有一点帮助。因为他们可以发现，我做的那些事情与我的版画创作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采访边上

那天，在赵先生的作品回顾展上，我在他的自述前站了很久。那是篇不过五六百字的小文，题为《我的路》。第一段是这么写的：“从我有记忆开始，似乎只知观看，很迟才会开口说话。我原是个不善于以言辞表达情意而令父母担忧的孩子。我的资质并不聪颖，除了爱好写字作画，经常受到一些赞扬外，别无所长。”

他的话和他的画一样，平实，却有股力量，温润，鲜活。

让我想起海明威的小说。

几个小时后的赵先生作品学术研讨会，他的学生王公懿，也说到了《我的路》。她说，刚站在这段文字前，几乎要掉眼泪。一个培养了这么多优秀学生的老艺术家，在评价自己的时候竟然是这样说的。他的画里，那些难以言传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人。作品就是人。

这位也已满头白发的美院教授，说这些话时因为太激动，好几次说不下去。

大音希声。

58年前，中国美院版画系成立。24岁的赵宗藻接到系主任张漾兮的邀请，来到中国美院任教，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南山路上的美院，他和张漾兮、张怀江、赵延年一道，架构起国美版画的重要框架。这个组合，后来被美术界称为“两张两赵”。

如今，“两张”已经故去，“两赵”也已耄耋之年。

尽管在如今的中国，相对于国画、油画，版画是清冷的画种。

但谁知道呢！

在欧洲的一些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东方馆、巴黎艺术馆，馆藏的中国艺术品只有版画。在一刀刀背后，是鲜活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向前的力量。

赵先生曾提到过一件事：1979年，巴黎举行了一场名为“中国版画50年”的大展，是法中友协主动提出的，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国的版画才能看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是怎么走过来的。”

人物名片

赵宗藻，新中国第一代版画家，中国版画界的领军人物，美术教育家。自1955年进入中国美术学院任教，历任系主任、副院长。创作题材涉猎广泛，表现手法多样，融汇东西方的造型手段，形成了以简练恬淡、优雅静谧见长的艺术风格。作品《田间》曾入选莱比锡世界版画比赛，作品《四季春》参加巴黎春季沙龙并为巴黎图书馆收藏。《仙蓬莱》、《黄山松》参加1984年挪威第七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并获奖，被美国和芬兰大使馆收藏。水印木刻《黄山》组画，被西方艺术家誉为打开了中国水印技巧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