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收官，你追完了吗？如果往前回溯，改变高启强兄弟俩命运的关键节点，是开了那家小灵通代理店——因为开店缺钱，高启强和唐家两兄弟合作，才阴错阳差有了后面一系列麻烦和转机。

“这样啊？那我一定要去看看。”听到这部剧和小灵通有关，年近80的徐福新很感兴趣。他原是余杭电信局的局长，也被人尊称为“小灵通之父”。正是25年前，他排除万难在余杭试验和推广小灵通，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和剧中高家兄弟有关，也和现实里吴鹰、侯为贵、任正非、马云等耳熟能详的名字联系到一起。

中山装改西装

正像剧中高启盛所说，2000年前后，小灵通正在浙江试点。不过，最先推广小灵通的省会城市并不是杭州，而是西安。徐福新现在还记得，1999年12月，他在西安电信大楼门前看到的一幕，“大冬天的乌泱泱排满了人。据说当天一天，他们就卖出去5000台机子。”

等到杭州打响发令枪已经是2000年，杭州电信搬到庆春路1号的电信大楼，小灵通成了拳头产品。首批小灵通的价格是940元一台，当时就有人拎着大皮箱来采购，后来因为需要身份证被拒。

就全国来说，余杭的老百姓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1996年，徐福新偶尔在杂志上看到日本在搞PHS（个人手持电话系统）。当时他正在发愁，电信和移动分家，电信手里的固话业务正在萎缩，如果不搭上移动通信的列车，以后大家吃饭都成问题。

PHS很可能是那张珍贵的车票。一年后，他以团长的身份带队到日本考察。这支名为“邮电部PHS专家研究团”的队伍，集合了全国各地10多位专家。一番走访后，徐福新更坚定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当时PHS在日本是作为移动通信来做，与固定电话没关系。我想的是把PHS嫁接到固定电话网上，用PHS的无线技术，让已经成熟的固话网络实现移动通信。”正是这个被许多同行嘲笑为“将中山装改西装”的想法与实践，为小灵通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一个大胡子

那会儿在杭州，除了徐福新他们外，另一群人也在想着类似的事。他们的老板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名叫吴鹰的海归留学生，在全球知名的贝尔实验室待过。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通信市场的机会，选择归国创业，一开始聚焦于互联网接入设备，生产基地刚好设在杭州。

吴鹰不是空手来的。1995年，他用30分钟演讲打动了一位日本投资人，拿了30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被他用来引入PHS技术，投入到小灵通的研发生产中，他是小灵通的另一个父亲。

这个叫孙正义的日本人，后来在吴鹰的办公室见了一个叫马云的杭州年轻人，获得了生涯另一根“金手指”。

而小灵通之所以被称为小灵通，也和UT斯达康有关。当时，公司里有一个高管叫叶舟，他的爸爸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叶永烈。

叶永烈有一本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记录了一个叫“小灵通”的小记者穿越到未来的所见所闻。小说首次印刷的销量就突破300万册。在儿子的举荐下，叶永烈接到了UT斯达康的电话，据他说当时只回答了一个“OK”，“小灵通”就成了小灵通。

1998年1月1日是个值得被中国通信行业铭记的日子。余杭区正式开通小灵通，标志着小灵通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当天500个号子，一下子被领完。”亲自带领团队打造出小灵通PAS系统的徐福新回忆。那一年，仅仅在余杭小灵通就收获了5000多个用户。对比之下，发展了近3年的GSM，也就是手机业务，总共也就只有几千人。

这台现在看上去不起眼的小终端点燃了星星之火，迅速燎遍全国。

小灵通大生意

“开业到现在所赚的钱，是旧厂街那些工人10年都赚不到的钱。”这是《狂飙》里高启盛说的话。小灵通体积小，背后的生意一点都不小。

无论是徐福新还是吴鹰、孙正义，其实都看准了中国老百姓通信需求的变化。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的生活、工作半径扩大，随时随地接打电话的需求越来越多。但置办一台手机，机子加上入网费少说也要15000元。

“当时固定电话已经取消了初装费，打电话3分钟2毛钱，手机通话因为双向收费，资费差不多是固话的10倍。”徐福新说。而一台小灵通的价格只要1000元，入网不要钱，资费按照固话来走，再加上耗电量小、音质好等优势，引爆市场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杭州为例，1999年，杭州职工的年收入为9340元，算下来平均每月在780元左右，稍微贴一点就可以买一台小灵通。

像高家兄弟那样做小灵通代理生意的也有足够多的利润。徐福新说：“当时在余杭做代理，开号入网就能拿80-120元，小灵通的机子又能赚一两百块钱。”——所以，开业当天，高启强给旧厂街的邻居6折优惠，也是合理的。

当然，最赚钱的还是电信和UT斯达康。小灵通上市的第一年，余杭电信局就收回了之前投入的所有成本，第二年就开始盈利。

对UT斯达康来说，小灵通就是超级印钞机。在鼎盛时期，UT斯达康年销售收入超200亿。在小灵通打开中国市场后两年，UT斯达康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暴涨278%。2000-2002年三年间，他们的平均利润率居然能达到夸张的324%！

作为创始人的吴鹰也成了中国IT界的领军人。直到现在，他左手扶马云、右手压马化腾的照片还广为流传。

到了2006年，小灵通用户达到9341万，算上海外用户，接近1.5亿。此后，随着3G网络的完善，手机价格的下降，小灵通也被更好用的产品取代。2014年，它完成了在中国的旅程，宣告退出通信舞台。

但是，围绕它撒下的种子日后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遍地开花。

在小灵通大踏步征服全国市场的同时，徐福新所在的余杭电信小楼也日渐热闹。起先还是国内同行来取经，那时几乎所有地方的电信公司都面临和余杭一样的问题，小灵通简直是救命稻草。后来，泰国、哥伦比亚、日本、越南等国外友人也来了。

不过，来得最频繁、最着急的一群人，还是中兴、华为、大唐电信和东方通信的高管们。中兴董事长侯为贵、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等人都和徐福新打过直接或者间接的交道。他建议过UT斯达康和中兴做小灵通基站的国产化，让华为也进入移动终端市场。

积极的中兴和迟到的华为

在这些通信器材供应商眼里，小灵通确实是座“金矿”，只是碍于技术的迭代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于怎么挖，各自的想法有所不同。

这其中，最积极的当数中兴。为了小灵通项目，光研发人员就投入了300多号，并且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小灵通发射基站的国产化。很快，小灵通成了中兴的支柱产业。到了2003年，这部分的营收达到160.36亿元。一年后，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

另一家叫华为的公司态度就要模糊很多。1999年，这家公司刚在内部启动创业计划。UT斯达康就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那时，靠着小灵通业务积累的渠道资源，他们捆绑销售交换机、光网络和无线产品，让华为很是头疼。

影响直接体现在业绩上。2001年，华为出现创立以来首次停止增长，次年甚至出现了首次亏损。亏损的根本在于任正非对移动通信市场的误判，既错过了带有过渡性质的小灵通，也没有押对CDMA的技术路线。

2002年年底，任正非痛定思痛，决定拿出10亿来做手机。在此之前，他已经6次否定了无线部门提报的进军手机终端的方案。一年后，华为成立手机研发部，同时进入小灵通和手机市场，前者用来打压UT斯达康等竞争对手，后者抢占未来市场。

因为没想从小灵通上赚钱，华为几乎贴着成本价出货，很快占据了25%的市场。2005年，由于价格战，UT斯达康亏了数亿美元，被迫停止了3G领域的投入，从此一蹶不振。

亚洲第一单体建筑

作为从业近60年的通信老兵，徐福新至今还活跃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课堂上。

随着小灵通的走红，徐福新经常要到外面做技术指导，久而久之无法兼顾局里的日常工作，最后辞去了局长职务，一门心思地扑在了“小灵通”的发展上。后来他跑了全国700多个县，两三百个城市，认识的人都叫他“那个搞小灵通的人”。

“小灵通对浙江省通信产业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徐福新表示，现在浙江和全国耳熟能详的通信产业链上的制造企业，只要经历过那个时期，几乎都和小灵通产生过联系，像是东方通信一度也是以生产小灵通为主营业务，富士康也曾是小灵通的代工。

如今从事手机销售的水皮是在2000年后来杭州的，当时他和整个团队20余号人一道被从江苏挖到杭州，先后在UT斯达康位于下沙、滨江的工厂从事小灵通维修服务。当时，杭州职工人均月收入才1000元多点，而他们每月的保底工资达到了5000元，算上计件部分，一个月收入能轻松破万。

两年半后，水皮离开了走下坡路的UT斯达康，一头扎进了风头正劲却游走在黑色边缘的山寨机行业，后来成了手机销售的正规军，娶了在千岛湖的姑娘定居杭州。

2004年，UT斯达康从文三路搬到滨江总部。那是他们斥资13亿建造的“亚洲第一单体建筑”，外观全部由铝板和玻璃连接而成。当时为了设计好厕所，他们请来了全球顶级的厕所建材商，设计完毕后软银董事长孙正义还亲自体验了一把。那里也是杭州第一个引入星巴克的办公楼，据说里面的垃圾桶要几千元一个……

然而，搬入新大楼不久，他们就遭遇了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并且一亏就是整整6年。2009年，这栋大楼以9.5亿元的价格被卖给了中南建设，创下了当时杭州写字楼出手交易的多项纪录。后来，这里成了滨江高新区最早一批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产业园：滨江海创园。按照规划，这栋楼能容纳上万人同时办公，但最终UT斯达康杭州公司的员工也不过四五千人。

1999年，那个秋日下午的故事

从UT斯达康退出后，吴鹰成了一位职业投资人。他亲眼看到了软银前后1.6亿美元的投资像吹泡泡一样，通过资本市场变成30多亿美元成功离场。当然，更知名的故事发生在1999年一个秋日的下午，地点就在他办公室。

那天，新浪王志东、搜狐张朝阳、网易丁磊等人纷纷赶来“相亲”，朝圣因投资雅虎一战成名的孙正义。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身穿夹克、拿着半张纸的小个子，名叫马云。据说他讲到一半就被孙正义打断，决定投资，吴鹰的力荐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主角从吴鹰换成了UT斯达康的另一个创始人薛村禾。在那次6分钟相亲之后，他向日本软银总部上交一份报告，强烈建议要投就只投马云一家。

不管是哪个版本，接下来的两年，马云顺利拿到了2300万美元的投资。出资的软银中国由软银与UT斯达康合作成立。后来这笔投资获得了超1000倍的回报。

“从很多层面来看，UT斯达康就是当时的阿里巴巴。”徐福新常常能想到这两家公司的相似之处。比方说，两家公司都在滨江待过，都被上海市政府热烈邀请过。

还有个非常有趣的巧合，2000年，徐福新接受了《南风窗》的采访，当时的记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文章标题是《小灵通引发电信大变局》。5年后，这个叫郑作时的记者写了一本书，记录了当时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的成长历程，书名为《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在最辉煌的时候，UT斯达康的税收占了杭州市的五分之一。更别说，在杭州人均年收入2万元不到的时候，UT斯达康就提供了数千个月收入过万的岗位。即使没落了，他们培育的数千位工程师和通信行业高管也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光发热，书写不同的传奇故事。

曾经担任UT斯达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和吴鹰同样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周韶宁，2006年在杭州创立了百世物流；曾担任UT斯达康董事、高级副总裁的陈亦刚在杭州创立了三网科技……

也有一些高管走上了和吴鹰一样的道路。曾任UT斯达康CEO顾问的赵令欢，现在是联想旗下弘毅投资的总裁。现任海纳亚洲董事总经理的王琼1997年加入UT斯达康，2012年见了一位27岁的创业者张一鸣，对方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通，那是今日头条的产品原型。

这些故事和桥段简直就是2014年阿里赴美上市后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场面更轰轰烈烈、风风火火。

2009年，也就是在UT斯达康滨江大楼被转卖的同一年，上万名意气风发的阿里人上演“阿牛过江”，将总部搬到滨江。回过头去看，那就像杭州新老科技巨头的一次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