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研究银行

和金融危机获奖

和伯南克相比，今年的另外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迪布韦克以及道格拉斯·戴蒙德，经历并不像伯南克那样传奇，但两位教授依然是学术圈比较知名的人物。

菲尔·迪布韦克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长期从事金融教学与研究，在银行理论、资产定价、利率理论、公司治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关于银行挤兑的开创性研究，是经济和金融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他的一些研究成果被认为“奠定了现代金融学的基础”。

除了在华盛顿大学担任金融学教授以外，菲尔还和中国有不少的渊源。自2008年起，菲尔·迪布韦克受聘为中国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金融学科建设咨询专家，并讲授金融学课程、举办学术讲座、指导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

道格拉斯·戴蒙德则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中介、流动性、金融危机，以及金融管制。在这些领域，他和戴维格、拉詹等合作者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这些成果让戴蒙德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包括2012年美国金融协会的摩根-斯坦利奖、2018年的奥纳西斯金融奖等。

贴合经济脉搏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有读者对经济周期比较了解，会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布和获奖者的研究方向往往和当时的经济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比较萧条的时候，偏向实证研究、聚焦解决细分领域具体问题的经济学家更容易获奖，他们的研究方向往往更贴合现实的经济环境；在经济繁荣期，理论派的经济学家更容易受到欢迎，他们的研究方向也是天马行空、百家争鸣。换而言之，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一个十分敏感、十分“接地气”的奖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世界经济的冷暖变化。

以20世纪70年代为例，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约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在1973年-1975年期间，世界经济出现了转折，英、美、日相继爆发经济危机。在此期间，刚刚颁设不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出现了一定风向的转变。

1969年第一届经济学奖得主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他们的贡献在于利用动态模型分析经济过程；1970年的“经济学大牛”保罗·萨缪尔森，主要是由于其建立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可以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之前）设立之初，获奖者的研究方向还是非常理论化的。

到了1973年，由于当时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当年的经济学奖获得者华西里·列昂惕夫（俄裔美国人），他的研究方向就务实许多。列昂惕夫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上世纪80、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进入到“神仙打架”的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1981年的詹姆斯·托宾（提出了托宾税、托宾Q比率）、1985年的弗兰克·莫迪利安尼（MM定理的提出者之一）、1990年的哈里·马科维茨、默顿·米勒和威廉·夏普（其中，马科维茨的主要贡献是构建了投资组合管理的微观理论，夏普的主要贡献是构建了金融资产的定价理论）、1997年的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提出了金融界大名鼎鼎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等，都是教科书级别的经济学大牛，他们的理论在目前全球各大高校和商学院仍被列为必修课程。而当时的经济环境尽管有一些小的波折，整体仍然向前快速发展。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在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雷曼兄弟倒闭。也就是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变得再次“务实”起来，当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表彰他在“新贸易理论”发展及“区域经济活动”领域做出的贡献。克鲁格曼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2010年之后，实证主义研究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占据上风，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更加细化、更加贴近现实和当下的经济环境，这样的风格一直延续至今。比如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安格斯·迪顿，因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经济理论贡献”而获奖。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更是与银行、金融危机相关，而眼下的经济环境正是“俄乌冲突、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以及美联储连续大举加息”的动荡期，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你对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感到意外吗？你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感到好奇？我们也希望广大橙友通过橙柿互动#我的钱#栏目和大家聊聊你所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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