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及四个女儿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 郑绩 著 团结出版社 2026年版

正是在这些“小”里，我们看到了“大”：一种在绝境中也要让生活继续下去的、顽强不屈的尊严。

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在铁皮屋顶下坚持讲课的先生，在防空洞里奋发读书的青年，构成了我们对那所战时大学最鲜明的印象。

但《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这本书不一样。它讲的不是那些站在台上的人，而是那些站在台下、站在厨房里、站在孩子身边的女人。她们是教授们的妻子，人们通常叫她们“教授太太”。

在以前的故事里，她们几乎没有名字，只是背景里模糊的影子。而郑绩的这本书，第一次把光打在了她们身上。

她们的旅途没有诗歌与采风

故事从逃难开始。1937年，仗打起来了，北平待不住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组成“步行团”，走了几千里路到昆明，这是一段传奇，可以称之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可是很少有人问：那些老师的妻子孩子，是怎么去的呢？她们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带着五个孩子，从北平到天津，坐船到上海，再到香港，绕道越南，最后坐火车到昆明，这一路走了两个多月。

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则担任了一路迁徙队伍的领队，护送三校的女生和教师家属，经粤汉铁路到广州，再转香港乘船，由越南入滇。

她们的旅途没有诗歌与采风，路上要看管行李，要照顾孩子吃饭睡觉，要应付各种盘查。证件、船票、陌生的码头、孩子的哭闹以及对前方丈夫安危的牵挂，都是实实在在的麻烦和担心。

这是大部队之外的更沉默、更纷杂的迁徙路线。

当写到步行团的师生们风尘仆仆抵达昆明，在云南大学接受盛大的欢迎时，书里配上的黑白照片里有几个小女孩捧着半人高的大花篮，是杨步伟让女儿赵新那上前献花给这些疲惫而英勇的师生。

这并非苦难的结束，

而是另一种艰辛的开始

对于这个场景，书中只是平静地叙述，没有多说一句话。但读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明白：这并非苦难的结束，而是另一种艰辛的开始。

到了昆明，日子并没有变好。西南联大的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稿一再修改后的无奈之作，从高楼到平房，从砖瓦到茅草，最终成为“史上最简陋的大学”。教授们的住所更是窘迫。华罗庚一家六口住在农家的牛圈上层，牛在下面吃草，他在上面演算数学。闻一多全家八口挤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厢房里。比住所更迫人的，是物价。抗战中后期，昆明物价飞涨，教授们打了折扣的薪金，常常只够维持全家十天的开销，剩下的二十天需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生存本身，成了西南联大教授太太们每日必须攻克的最大课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本书里最动人的部分：她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书中的太太们想出的一个个具体，甚至带着点幽默的办法让人印象深刻。

外文系法语教授吴达元的太太陈穗翘，她用昆明出产的橘子做果酱拿到杂货铺卖钱，还给有钱人家的子弟当家教，昆明一共四个城门，一天能跑三个。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和另外两位教授太太一起，学会做一种上海式的米糕。她们给糕点取名“定胜糕”，盼着抗战胜利。

这些故事之所以动人，

正在于它们的“小”

哲学教授汤用彤的夫人张敬平，担心丈夫天天动脑子太累，每天早上在他的馒头里夹一点芝麻粉补脑。有一天忙中出错，误将茶叶末当成了芝麻粉，汤先生吃完了整个馒头，才很平常地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有点涩”。

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细节，背后是数十年相濡以沫的默契与温情。

这些故事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它们的“小”。它们不书写丰功伟绩，只记录如何将一块糕卖出去，如何将一口汤熬出滋味。正是在这些“小”里，我们看到了“大”：一种在绝境中也要让生活继续下去的、顽强不屈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