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一直离我们很近。从907年立国至978年“纳土归宋”，吴越作为国家存在了整整72年，最强盛时，其实际控制范围涵盖今浙江全境及江苏、上海、福建部分地区。

它是东南一隅的温润明珠，成就“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给世人留下大量的瑰丽文物。如果文物会说话，它们应该也会庆幸自己诞生于此乐土吧？可惜文物不会说话，所以才有了《百年有待：吴越国文物编年》（以下简称《编年》）。

本书作者魏祝挺、黎毓馨，均供职于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年》一书，是两位作者深耕吴越文化研究多年，心系吴越的心血成果。

《编年》，顾名思义，以编年体例串联72件（组）文物，让每一件器物（遗迹）都成为历史节点的精准坐标，从852年前的婆留井（浙江临安），到989年的钱俶墓志（河南洛阳），起步于杭州临安故土的吴越国，最终归寂于千里之外的河南洛阳。书里记载的每一件文物，都见证了钱镠“一剑霜寒十四州”的豪情，也记录了他“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柔情，它们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语境，共同勾勒出吴越国的兴衰脉络与文明高度。

就在这本书付梓之际，聚焦“纳土归宋”等历史核心事件的电视剧《太平年》在央视一套正式开播……吴越国的一切，像是猛然被推到聚光灯下，让历史欣欣然睁开了眼。

作为一名图书从业者，我既期许这部专业著作能凭借自身价值被读者看见，而非仅依托剧集热度获得关注；又由衷欣慰，能有更多人透过这本书，触摸到真实的吴越文明。

千年前的吴越，何以被称作“东南乐土”？“善事中国”，是乱世之中委曲求全的生存之道，还是审时度势的长远谋略？“纳土归宋”，是钱弘俶的怯懦隐忍，还是以苍生为先的大义抉择？《百年有待：吴越国文物编年》，或许能为你找到答案。

一盏瓷，以器承平

吴越国王室墓葬主要分布在杭州，包括钱镠父母钱宽、水丘氏墓，钱镠墓，钱元瓘墓，钱元瓘原配夫人马氏康陵，钱元瓘之妃、钱弘俶生母吴汉月墓，出土文物涵盖瓷器、金银器、玉器、玻璃器、漆器等多个品类，吴越国王室气象于此可见一斑。

钱宽和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定窑白瓷、越窑秘色瓷已是动人心魄，青瓷褐彩云纹熏炉更是堪称晚唐青瓷巅峰之作；钱元瓘墓出土的蟠龙纹罂，属于当时最高等级的金棱秘色瓷器；马氏康陵仅玉器一项就有七十余件（组），数量可观。武肃王陵（钱镠墓）的出土文物尤为震撼，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37件。其中乾宁三年（896）造九炼神钢七星龙凤剑，剑身正反两面均见错金铭文，饰有北斗星图、凤纹、龙纹和执剑武士图案，是迄今发现的五代时期保存最完好、等级最高的宝剑，印证了唐昭宗对钱镠的嘉奖与吴越国的军事荣光。

这些墓葬文物的组合与工艺，既传承了唐代的艺术风格，又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尤其是越窑秘色瓷的大量出土，也从实物层面印证了吴越国“奇器精缣皆制于官”的手工业制度。钱氏三代五王之所以对瓷器，尤其是越窑秘色瓷极度推崇、倾力发展，并非单纯的审美喜好，而是兼具政治、礼制、经济与地域文化的多重考量。

秘色瓷集当时制瓷工艺之大成，是中原王朝格外看重的高规格贡物。钱氏一族秉持“善事中国”的立国初心，将这一抹千峰翠色岁岁奉纳、不绝于途，既尽展东南沃土的丰饶殷盛，也表露俯首归心的忠诚，以此赢得中原王朝的册封与认可。

五代十国，烽烟四起，这一盏盏瓷器以温润瓷韵消解干戈戾气，护佑江南黎民远离战火荼毒。这一件件青莹雅器早已超越寻常器物的范畴，成为吴越国坚守保境安民之道，是最温润也最坚实的和平信物。

一座塔，胜迹祈安

吴越国堪称“东南佛国”，钱氏三代五王大力扶持佛教，广建寺塔、开凿石窟、雕印佛经，形成了完备的佛教信仰体系，留存至今的佛教文物，皆为精工妙品。

吴越一朝造塔之风尤盛，佛塔之制，正是这片佛国净土最醒目的印记。佛塔建设是吴越国佛教兴盛的重要标志。钱镠亲自设计建造的杭州城南宝塔（917），为九层八面木塔，是吴越国最高木塔，其内供养的明州阿育王寺释迦真身舍利塔，成为后世吴越国佛塔供养的经典范式。最受世人瞩目的，当是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鎏金纯银阿育王塔，是吴越国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

石窟造像与经幢同样展现了吴越国佛教艺术的高度。杭州圣果寺造像中的西方三圣大龛（910）是吴越国最大的石窟造像，宝相庄严，气势恢宏；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约953）被确认为中国十八罗汉造像的最早遗存与起源地，生动展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临安竹林寺双幢（924）、杭州城南宝塔寺双幢（965）等经幢，雕刻精美，刻经完整，成为研究吴越国佛教制度与雕刻艺术的重要实物。

在佛教兴盛的同时，吴越文化亦兼收并蓄、多元共生。除了梵音缭绕，留存至今的投龙银简，串联起君王们的虔心祈愿。吴越承袭唐代投龙祭祀古礼，结合江南风物自成体系，银简之上，镌刻着君王为社稷祈福、为苍生祈安的祝文，字里行间皆是赤诚。

一方石，镌刻太平

遍及西湖群山间的碑碣摩崖也以它的方式留存了关于吴越国的珍贵历史印记，这些“石质史书”，历经千年风雨留存至今，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其中有两处摩崖特别有意思，值得细细品味。

一是位于杭州玉皇山南侧山腰间钱镠登云台摩崖题刻。题刻不算大，高77厘米，宽62厘米，文字也不多：“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镠建置。”

龙德元年是921年，钱镠正式受封吴越国王是在龙德三年，即923年，所以按理龙德元年他不应自称“吴越国王”，且是用摩崖的形式公开凿刻，这是以标榜“善事中国”著称的钱镠暗存异心吗？其实，这处石刻正好完成了对“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的注解，《编年》作者详细说明了钱镠此举的合理程式：实际上，五代时册封国王大致有两次程序，一次为官告，一次为册礼。后梁于龙德元年（921）冬十月，赐钱镠“诏书不名”，可能是派遣了吴越国王官告使，但被史书隐去……应该是在后梁派遣了吴越国王官告使之后，钱镠才有此自称。

还有一处比较耐人寻味的石刻是飞来峰青林洞北宋官员题名，共有四方，其中一方题记内容为：“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十二月二日，内供奉郝濬，与知府正郎范、转运使副刘、杜，巡检太保翟，户部判官杜，通理孟，同至此。”

太平三年即978年，也就是钱弘俶“纳土归宋”这一年。题记中出现的“知府正郎范”在《太平年》剧中也有出现，正是钱弘俶嘱咐下属“配合范旻交接”的范旻，这一题记成为北宋接管吴越故地的直接证据。想来和平交割确实非常安逸，否则前来杭州承办此要务的北宋官员哪来的闲情逸致游览飞来峰，且兴之所至还欣然留下题记。

西湖水波依旧荡漾，群山风骨依旧巍然，吴越国的太平事，仍在一件又一件文物中，等待着更多人去读懂、去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