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一条著名的水路，靠着她，杭州与世界相连。江上帆影点点，载着的不只是贸迁于途的商贩、远行或归乡的行客，还有寻常人家的“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乃最后一件，殊不知，千百年来，钱塘江上所承载的茶叶贸易规模竟比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张库大道的还要大。

从“区域商道”迈向“全球商道”

钱塘江茶路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商道。这得从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饮茶风尚说起。欧洲有关茶的记载始于1559年。1610年，茶叶首次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17世纪30年代到法国，1657年去了英国。17世纪60年代，英国商家给茶叶打广告，广告词称其为“一种质量上等的被所有医生认可的中国饮品”。17世纪80年代，在一份关于茶叶疗效的说明书中列举了它的20种疗效，如净化血液、缓解头痛、强健内脏、增强记忆力等，中国茶叶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

据记录可知，1664年，英国输入的茶叶总重为2磅2盎司（约962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花了4镑5先令购来呈给国王的。到了1734年，在典型的英国中产家庭标准食谱中，每周人均花费7便士购买茶叶和糖，而用于购买面包的花费却仅有5.25便士。至1749年，在零售店店主家庭的预算中，每周要花3先令给全家人买面包，花4先令买茶叶和糖。这说明在该世纪中期，茶和糖已成为中产家庭的生活必需品。

1784年8月，《折低法案》（也称《交换法案》）的颁布更是大大促进了茶叶消费。降低税率后，茶叶价格降到原先的一半以下，人均消费量因之增长了两倍多。这种变化更加直观地体现在法案实施前后茶叶的进口量上。毫不夸张地说，茶也成了英国的“国饮”。

钱塘江上运茶，通江达海

这么多的中国茶叶如何运到欧洲？就清代中期（乾隆至道光年间）而言，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陆路，即从南方茶叶主产区经水陆通道运至张家口、大同等地，再往北运往库伦、恰克图，卖给俄罗斯人；另一条是海路，各地茶叶汇集至广州洋行，卖给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经海路运销的茶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陆路。东印度公司贩销的茶叶不仅供应本国，还倾销甚至走私进入他国。

钱塘江水道是经海路外销茶叶的重要通道。由海路销往欧美的茶叶有三大主产区：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安徽徽州（今黄山市）和浙东地区。在五口通商之前，武夷茶从产区经水陆运至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再经信江、鄱阳湖、赣江，翻越大庾岭（梅岭）至广东南雄，再由北江至广州出口。徽州、浙东茶的出口道路更加迂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宁波、广州、上海三个出口港。

清代以前，宁波是对日贸易的重要口岸，徽州茶经由钱塘江、浙东运河运往宁波，浙东茶就近走水路至宁波。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至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自北向南有云台山、宁波、厦门、广州四口通商，徽州、浙东茶仍由原路运往宁波。

1756年，清政府只准广州与大、小西洋通商，这给徽州与浙东茶叶的出口带来极大不便。自此之后，钱塘江对于茶叶运输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浙东（主要是宁波、绍兴两府）茶叶经浙东运河、西小江或浦阳江等水道运至萧山县义桥、西兴，再装船，溯钱塘江、富春江、兰江、衢江、常山港至常山，陆运至江西玉山，又装船，由信江上源顺流至铅山县河口镇，然后走与武夷茶一样的道路至广州。徽州休宁、屯溪等地所产茶叶则顺新安江东下，至严州府转兰江，与浙东茶路汇合。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五口通商。宁波口岸出口的茶叶主要是徽州茶与浙东茶。徽州茶依然顺钱塘江东下。因上海口岸的迅速崛起，宁波口岸的茶叶出口受到明显抑制，徽州茶也多了经九江关顺长江至上海或经杭州至上海的通道，但仍是宁波口岸出口的重要土货，只是经由宁波口岸运出的茶叶，大部分还得经上海转运外洋。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杭州开埠，经钱塘江水运的徽州茶又多了一个口岸，由此出口的茶叶，经京杭运河、上海水道运至上海再行出洋。

松萝茶和贡熙茶深受喜爱

这些经钱塘江出口到欧美的绿茶中有两种茶叶曾经深得欧美人的热捧。一种是松萝茶，据说创于明初，产于今黄山市休宁县休歙边界黄山余脉的松萝山，具有色绿、香高、味浓等特点，今仍为徽州名茶。另一种是浙东产的贡熙茶。此茶据说是进贡康熙皇帝之茶，故英国人称之为贡熙茶，并视为茶叶中的贵族。这种茶产于浙江绍兴、宁波等地，是一种蒸青绿茶，今仍有出产，但“贡熙”之名不扬。

贡熙茶在英国的售价高得惊人，18世纪中期，伦敦市场上每磅贡熙茶售价10先令6便士，售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故人称贡熙茶为“绿色珠宝”。

茶叶，这种原产于中国的“东方神叶”，沟通了钱塘江与泰晤士河，连接起中国与世界。2019年，万里茶道，即起自中国福建武夷山市，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再到蒙俄边境恰克图的茶道，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钱塘江作为徽州茶、浙东茶外销贩运的重要通道，借万里茶道申遗东风，让更多的人知晓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