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看似“慢”的成长、对抗缺憾的努力，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升学”。

成长不是孩子的特权

最近两次和陌生人并肩坐在礼堂里，都是为了孩子。

上周日晚，我去参加女儿学校举办的一年级新生家长会，校长站着讲了80分钟，视线所及，只有家长频频拿出手机拍PPT，少有人溜号。这份安静是每个家庭对“开学”的郑重，像是人人捧着一颗种子跃跃欲试，攥着一股要落地生根的劲儿。

另一次，是在6月末的上海，听来自不同领域的演讲者分享自己的教育实践故事，从13点到22点，礼堂上下两层的观众席被填得满满当当。这样的热情，是我来之前不曾预想的。

其中一位演讲嘉宾，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以往读赵冬梅老师的书，大多关乎宋史。那天，她走到发言台中央说，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与学校“八字不合”》。台下沉默。她分享着儿子读到初中就辍学的经历，当她说到“不上学绝不等于不学习，相反，不上学的人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有观众率先鼓掌。

赵老师马上回应：“谢谢你用掌声鼓励我。这件事像一场历险记，让我们母子像并肩战斗的战友。”

像赵冬梅在“历险记”中讲的一样，从彻底的挫败到无条件珍惜孩子成长的变量，本身就是一种“升学”，是为人父母的尽己所能。

坐在大礼堂里，我慢慢发现，我们并不只是为孩子而来。当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关心教育、谈论教育，实则是在关心生命。成长，不仅是孩子的特权，也是每个人生命旅程中的永恒课题。

少年义气支撑我走了很远

升学，像是一场不设终点的闯关游戏。每个人的记忆，都有几帧属于9月的特写。

在我们自己还是学生时，每年9月一到，即使生活中没有因小升初、中考、高考、插班等因地理位置明确改变而发生的具体变化，也有可能会升年级、搬教室，在成长纹路里多了新的坐标。

随着人到中年，赴考的人群中，也总有让我牵挂的孩子。

有的孩子尽管平日成绩不出众，刚好够得到自己最想去的高中，皆大欢喜；也有的孩子，明明成绩很好，却在填报志愿时一直掉眼泪，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考得更好，这让人心疼；还有边准备考研边支教的孩子，每天只睡上四个小时，一边努力备课，一边努力背单词，直到今年9月，终于考入她的理想专业——她拼尽全力，也会懊恼，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坐在这里，感受求知的喜悦。

9月一来，少有人留在原地。虽然这场奔赴之中，总是有层出不穷的状况。

我曾经是一个不爱上学的小孩。一醒来，就会想今天该怎么逃学。有时候，甚至刚从大门进去，就赶紧想办法从侧门逃跑。或者冬天出门前把额头贴在暖气上，或者故意落一本书在家中，找借口回家。

不想上学，主要是不想说话。一旦被老师提问，总有同学会学我说话的声音，那样使我更紧张。直到二年级的秋天，姥姥趁着国庆假期，带我回锦西老家。

老家有漫山遍野的苹果树，红得壮实，绿得纯粹，整座山上的苹果香气，都在给人飞越地平线的勇气。每天，我都跟着一群小孩儿跑得心透亮。我有了朋友。分别时，我们约定好，要变成“曹操”，因为，“说曹操，曹操就到”。

回到学校，我不再逃学了。我不想成为在朋友面前丢脸的人。

这种简单的少年义气，支撑着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十八岁出门远行

今年5月，作家余华来到浙江工商大学连上两堂大课——“文学课”与“人生课”。排队等待入场的学生中，有人拿着《十八岁出门远行》，想请余华题签。

大部分人第一次“出门远行”，都是因为知识改变命运。高考后，18岁的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连风拂过发梢的感觉，都带着“新开始”的雀跃。

我爸是家里最早上大学的孩子。在那段已经确定要去省城读医大的日子里，他心中的愧疚多于欣喜——一面想着要再多帮家里做些什么，一面也会爬到村子里的最高点仔细瞭望，直到在地图上画好每一处房屋，每一条田埂，并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中学老师。

离开家前，想着要为家里再节省一点的他，甚至特意模拟了一遍步行到火车站的时间，为了省下这一毛五分的公交车钱。

我爸说，他总是忘不了那天在火车站天桥时的情景。听到火车轰隆隆地进站，想到他也将成为列车上的乘客，心里又慌又盼。

当火车驶过松花江，他激动地跑到车厢过道，只想要不被遮挡地看一眼江水的辽阔。

北方冬天低温天气多，他棉衣不够就去跑步，绕着大学跑一圈不够，再往松花江畔跑上一程。

刚上大学时，我爸想着，等大学毕业，彻底不用再干农活，再也不用羡慕在黑土地上开拖拉机的，穿上白大褂，当个医生，好好生活，再也不用学习了。可是一入大学教室，他马上发现自己至少得学好一门外语。他很快又发现在专业课上，要靠剥鸡蛋壳和蛋白之间的薄膜来练习手指的精细动作，从那时开始，学习这件事就没法落下。

这个故事，是我去读大学的前一晚他讲给我的。25年过去了，北方的风仍在耳畔，可什么也没吹散。

生命里最珍贵的“升学”

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歇的“升学”。“升学”是对抗无常最好的方法，没有刻意的仪式，没有响亮的口号，努力地生活、面对新的阶段新的境遇，本身就是最实在的学习。

美国海洋学家蕾切尔・卡森讲过一句话：“倘若我对仙女有影响力，我会恳求她赐予世界上每个孩子惊奇之心，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被摧毁，能够永远有效地对抗之后岁月中的倦念和幻灭，摆脱一切虚伪的表象，不至于远离我们内心力量的源泉。”这份“惊奇之心”，不就是“度日即学”的底色吗？

这个9月，有两份温暖总让我想起“升学”的另一种模样。一份来自杭州市道德模范、浙江省盲人学校教师朱素雅：她讲起她在生活教育课上，带五六岁的盲童摸西瓜，孩子们小心翼翼用指尖轻触瓜皮的纹路，像刚长出羽毛的小小鸟扑扇着翅膀想飞，却耐心地慢慢地等。另一份来自同样是杭州市道德模范的宋桂英：她为了医治先天重度失聪的女儿，四处求医，自创训练方法，一次次用手抚触女儿的喉部感受震动，陪着女儿熬过上万次练习，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清晰的音符，也陪着女儿完成学业，找到自我价值。

我总忘不了这两个故事，因为它们让我重新懂得了什么是困难，什么是勇气。那些看似“慢”的成长、对抗缺憾的努力，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升学”——不是在课堂上背公式，而是在生活里学着面对、学着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