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们拜谒先贤，总是想循着他们的足迹越过河流，翻过山岗，穿过树林，最后抵达某个地方，抚摸某些什物，一探究竟，好知道先贤是如何成为先贤的。我就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来到双浦。

去双浦，就不能不去风水洞。《淳祐临安志》卷九记载：“风水洞一名恩德洞。《祥符经》云：洞极大，流水不竭。顶上又有一洞，过立夏，清风即自内出，立秋则止，故名风水洞。”唐宋时，风水洞逐渐成为当时文人游历的胜地，留下了不少石刻题记。这些题记，经历千年风霜，大都已字迹漫漶。仔细辨认，终于在洞口边的崖面上找到了“苏轼子瞻”四个规整的楷体大字，这是苏轼留下的“到此一游”。

苏轼两次出仕杭州。第一次是从北宋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任杭州通判，他将一腔热情投向杭州山水，也包括风水洞。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事发，有官吏专门到杭州搜罗苏轼在杭期间所写的诗词，其中两首游风水洞的诗成了苏轼“作诗赋并诸般文字谤讪政案”的“铁证”：

“熙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杭州游风水洞，留题诗，不合言‘世上小儿夸疾走’，意在讥讽世人多务急进，不顾大体。当年八月望游风水洞又云‘世事渐艰吾欲去’，意谓行新法之后，世事日益艰难，小人争进，各务谗毁，某度时势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去官，卜隐居之地。今年十一月二日，本台准杭州十月十四日公文抄到上件诗二首，于十一月二日准问目，便招。”

乌台诗案让苏轼在牢狱中度过了惴惴不安的130多天。那个少年得志、天下闻名的苏子瞻从此跌落泥尘，成了一路贬谪、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天才也是血肉之躯，经历宠辱很难做到完全不惊，但他没有一直沉溺于沮丧彷徨之中。苏轼在逆境中寻找人间的有味清欢，也在荆棘丛林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中的理想之光。

苏轼第二次出仕杭州，是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任杭州知州，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自称“前生我已到杭州”的苏轼，把杭州当成故乡，怎么会不尽心竭力呢？在短短的一年半内，他办成了疏运河、治六井、开西湖三件大事，造就了如今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但这还不是全部。

唐宋时，双浦一带是钱塘江水运交通枢纽，从浙东各州以及安徽、福建等地往来的货物船只都要从双浦龙山进出。因为江滩水浅，必须等潮水来时，船只方能乘潮而行。钱江潮势如雷霆，双浦附近江流中有诸座小山犬牙交错，挡住了奔腾的潮水，使江水漩涡丛生。纵使是经验丰富的船老大，也不能预测航道的深浅，若冒险乘潮行驶船只，就有翻覆的风险，每年溺没人货，不计其数。

有官员将这一情况上报给苏轼。苏轼经过实地勘察，与大家共同商讨，拟定开石门河的计划：从钱塘江上游，一个叫石门的地方开始，沿山向东，开凿一条运河，引入钱塘江诸水，以避开激流险滩。苏轼向朝廷上疏《乞相度开石门河状》，请由朝廷支钱物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计划两年完工。苏轼在杭州兴修水利工程三项，都博采众议，即使在上报朝廷的奏疏中，他也一一呈明计划提议者、督役者的官职和姓名。只此一个细节，就足以看出苏轼的胸襟气度。

按照苏轼的疏奏，若石门河开，不但可以拯救生民的性命，更利于附近诸州柴米运销。想到两年后，双浦将是一番新气象，苏轼作诗“……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坐陈三策本人谋，惟留一诺待我画……”奏疏是二月上旬呈交的，但至同月二十八日，朝廷就下诏将苏轼召还。他只能将此事寄望于他的后任来实施，朝廷倒是准了他的奏请，不料后任官员听信“今凿龙山姥岭，正犯太守身”的无稽之谈，将这一计划搁置了。苏轼的这一诺终究没有画成，成了他留在双浦的遗憾。

让人稍感安慰的是，或许因为江流改道的缘故，900多年后，我们来到双浦，这里的水流温柔舒缓，已没有了当年的桀骜不驯，而双浦百姓对苏轼的感念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