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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四记》 郑嘉励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

——读郑嘉励新书《考古四记》

最近在读郑嘉励老师的新书《考古四记》。说来，书中大多数文章，我很早之前读过。现在重读，随便翻到一页，也依然是津津有味，手不释卷。

好的文字，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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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四记》很好读，在于它不是枯燥的学术著作，也不是虚构类的文艺小说。郑老师自己说是“杂文”，因文体和趣味比较杂。他说自己写作态度是认真的，既不随便，也不散漫，所以不愿意称其为“随笔”或“散文”。我倒是觉得，这才是气味纯正的随笔。有趣的人，写有料的文章，也只有随笔能承载这样的内容。

认识郑老师很多年了，至少十五年——认识时，他就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漫长的时间里读他的文章，从报纸专栏读到一本本的书，眼见得风格一年一年有小小的变化。文字藏不住一个人的性情，尤其是非虚构文字，作者用文字一点一点构建他的世界、他所生活的时代，经年累月，极富耐心，使之越来越饱满丰富。这有点像是考古工作。考古是把过去的时光，像拼图一样慢慢拼出来，所依据的材料是那些光阴的物质碎片，如海浪推到沙滩上的贝壳一样。这件事，同样需要巨大的耐心，需要等待机缘。

写作与考古，一个是面向未来，一个是面向过去，而所做的工作，居然如此相似。

2

与郑老师聊天，他常随口说出一些很幽默的话来。说的时候，自己并不发笑，而是一本正经。这种情形，也在他的文字里时常可见。

《樊岭》中，他说到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到宣平县（今浙江武义县）调查元代建筑延福寺，坐轿子路过武义樊岭村。写到此，他话题一转，说梁思成多年前的学术著作一再重版，“今天的人们，说起梁思成，就想到林徽因，继而便是‘人间四月天’‘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之类的掌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记住，他们夫妻俩的主要成就，并不在于鸳鸯蝴蝶。”

郑老师这个时候，就调皮起来，打趣了一把“文艺青年病”——“文艺青年炒热了很多地方，也糟蹋了很多地方，糟蹋了云南丽江，再来糟蹋浙江乌镇。这叫作‘依次糟蹋’。”

因为和郑老师熟悉，读这些文字，眼前会浮现他说话时一本正经的神情，叫人忍俊不禁。

郑老师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跟坟墓打交道，自然对坟墓有深入见解。他的上一本书是《读墓》，也是相当畅销，好评不断（我有点奇怪，这样的书普通读者会作为深夜枕边读物吗）；他的著作《南宋墓葬研究》《丽水宋元墓志集录》，则是学术本业（我也暗自想，他所见过的墓，自然都已融入他的精神世界，构成他世界观的一部分，而他看人情世味，是不是也有一点墓眼观世的味道）。

“我不能理解的是，今天有人居然会把盗墓者描述成身怀绝技的高人。其实，发掘砖室墓本质上是种体力活，略带经验活的成分，钢筋入土，遇到砖头，死活钻不下去，这也用不到太多的生活经验。”他还说，“我认为，盗墓够不上手艺活的标准。”

“我在龟山的工作收获，除了调查乌牛溪流域青瓷窑址群和获取大量瓷器标本上，就是终于读懂了温州的椅子坟——自古及今，人类以最大的激情从事各种劳动，只为换取内心的充实，以抵抗宿命的悲凉。做点事情，有个念想，找个寄托，椅子坟如此，考古工作亦如此。”

“‘意义’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只能依靠自己去寻找、去定义、去创造。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赋予世间万物以各种各样的意义，当我能够这么想，人生容易多了。”

若干年前，郑老师因为一句“上班就是上坟”走红网络。不正是如此吗？坟上得多了，看什么事情都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郑老师时常有这样的通透之语。既冷峻，又俏皮。

3

和郑嘉励老师最近一次碰面，是在黄岩。一行人走到西江闸附近，郑老师随口就给我们介绍起此水闸的历史。

西江闸设计和主持修建者，是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胡步川先生。水闸建成于1933年，南迎西江水，北挡永宁江水，起到泄洪排涝的功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经济环境下，成功完成这样的大型工程，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西江闸作为重要水利设施留存至今，也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文物。

与学识渊博而又有趣的人同行，哪怕是短短一小段的散步旅程，都是一件快乐的事。看过了西江闸，郑老师顺便就把我们带到了一座纪念碑前。此时夜已深沉，林中黝黑，几个人打着手机的电筒光，读清了碑上的大字：“魂兮归来”。

郑老师说，当年建造西江闸时，占用了一块坟地，这块碑正是胡先生为那些无主孤坟而立的，字也是胡先生自己写的。“多么有人情味啊！”郑老师说。

《考古四记》这本书，正因郑老师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写来又举重若轻，出入自由，读来便好似春行山野，一路繁花。专业学者的视角，提供的内容是扎扎实实的干货，获得新知也获得趣味。

如《唐宋时期的西湖摩崖题刻》一文，郑老师写道西湖诸山摩崖题刻的分布，做了细致且详尽的整理。其中写到一例，熙宁六年（1073）七月，王廷老携部属游览烟霞诸洞，分别题名于石屋洞、水乐洞、烟霞洞。在此几个月前，杭州知州陈襄、通判苏轼等人，亦在石屋洞有题刻：“陈襄、苏颂、孙奕、黄颢、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在这里，郑老师有一句感叹：“有趣的是，杭州刺史陈襄、通判苏轼与两浙转运使王廷老同为地方官，但州衙和转运使衙职责有异，结伴出游的朋友圈竟然完全不同。”

文章的有趣，有时候就是作者心态松弛的呈现。这么一个闲笔荡开，读者便会心一笑。

4

此书读来，颇有许多这样的会心之处。而会心何来？是作者怀抱这样的真诚之心，这也是本书的珍贵之处。

述及自己1995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职业的考古工作者，直至今天。当时他也有两种准备，不能进考古所，就回老家给领导当秘书。郑老师说，“如果我走了‘从政’的道路，当不当官不知道，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的胡说八道。人生，是刹那的因缘际会。”

说到考古工作的辛苦，他也是把自己想法和盘托出——“从不觉得考古工作有多苦。而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务烦冗，又要东奔西跑，才感觉工作辛苦、人生辛苦——这也算‘中年危机’的一种吧，曾经信奉的价值、意义，面临重新洗牌——这不是考古人特有的精神危机，任何职业、任何人都要面对，如果对事业并不真正出于热爱，始终保持激情，绝非易事。”

诸位，一位用文字与读者交流的写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专业的学者、专家，愿意把他的内心敞开来，这是文字动人的原因。在一个发朋友圈都想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年代，郑老师这样的专业学者，愿意坐下来，耐心地跟人聊聊天，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人生经验、工作得失坦承给你，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很多时候，不愿说，不必说，不想说，为啥要说——所以，我们真应该珍惜郑老师，赤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