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隐寺志》 杭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西泠印社 出版 2015年1月 最早为明万历间白珩所修。康熙二年（1663年）孙治加以增删撰成新稿，后又经徐增重加改订。对了解灵隐寺的建置史等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很早以前，每年花朝节后，端午节前，西湖深处的茅家埠码头都会热闹非凡，各种方言嘈嘈切切，这里是乘船到天竺山的必经之路。再后来喇叭一响，马路通车，春天农闲时候，沿湖路上都会看到成群结队穿蓝布衣裳，斜挎黄色香袋的香客。只是不管是乘船，还是坐车，几百年来，香客们的目的地都少不了一个地方——灵隐寺。

建寺1300年后，方有《灵隐寺志》

东晋咸和元年（326年），西湖刚刚挣脱连接海湾的脐带，钱唐县还来不及成为杭州。一位天竺僧人，名为理慧，云游至西湖西面的武林山，指着一座小山惊叹道：“这是我们天竺灵鹫山的一座小岭呀，不知什么时候飞到这里来了。”他接着又说，“佛主在世时，这座小山岭是仙灵所隐居之地方。”慧理便在此处建寺，称为灵隐寺，这是杭州作为“东南佛国”发端。

最早记载伽蓝盛事的史料是北朝的《洛阳伽蓝记》，此后“方内名山、祖席琳宫，莫不有志”，但记载灵隐寺兴衰典故的志书却直到清康熙年间才纂成。其实，有关灵隐寺的记载，早已有之。唐代白居易作《冷泉亭记》：“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

相传公元八世纪末，茶圣陆羽曾在此寓居三年。不仅写成了中国第一部茶文化专著《茶经》，而且留下《灵隐寺记》，记录了唐代灵隐寺的风貌：“榭亭岿然，袁松多寿，绣角画拱，霞晕于九霄；藻井丹楹，华垂于四照。修廊重复，潜奔潜玉之泉，飞阁岩晓，下映垂珠之树。风铎触钧天之乐，花鬘搜陆海之珍。”可见，当时的灵隐寺已经颇具规模。此外，历代还有《灵隐寺碑记》《重建灵隐寺碑文》等记载，为寺志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从《灵隐寺志》序中可得知，灵隐寺“唐宋以来旧志有无，不可得考”，虽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和清康熙二年（1663年）曾编修过灵隐寺志，但都已佚失。康熙九年（1670年），江苏文士徐增受主持戒显和尚所托编纂《灵隐寺志》，次年书成，共八卷，而此时距离慧理开山建寺已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

正如戒显在志书序言中所言，编纂寺志的目的，“一显山川名胜，二以表兴创功勋，次则人物雄奇、宫殿瑰丽……”大部分时候，每一个肉眼凡胎在灵隐寺中，目之所及是缭绕的青烟、攒动的香客、鳞次栉比的宝殿和宝相端庄的佛像，只有打开《灵隐寺志》，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这座古刹的“仙灵所隐”。

“杭州第一塔”，曾在飞来峰

寺志中“古塔”一条记载灵隐寺曾有一座隋塔。“神尼舍利塔，在飞来峰顶。”比《灵隐寺志》更早的南宋《咸淳临安志》则称：“神尼舍利塔，隋仁寿二年遣僧慧诞。赉神尼所嘱舍利，于此造塔。”这座塔，可能是杭州历史上有资料记载的最早的塔。

至于建塔的缘由，据《隋书》记载，隋文帝杨坚出生于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般若寺，由河东尼智仙“舍于别馆，躬自抚养”“年至十三，方始还家”，因此佛缘深厚。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颁布《立舍利塔诏》，先后在全国大州兴建佛舍利塔113座，杭州位列其中。

隋朝国祚虽仅有三十七年，但因开凿京杭运河、废钱塘郡置杭州等举措，使杭州从山中小县一跃成为东南名郡，神尼舍利塔也因此有机缘“落户”灵隐寺。虽然这座舍利塔已消逝于历史尘烟中，但幸运的是，寺志中的《灵隐寺全图》留下了“杭州第一塔”远去的背影。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时至今日，若穿过灵隐寺大殿，会有一间配殿，名道济禅师殿，其中供奉的这位手拿蒲扇的禅师，就是这一时期的灵隐名僧——道济，也就是传说中济公活佛的原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视剧《济公》的热播，“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济公由此家喻户晓，真实的道济禅师是灵隐寺的一位“癫僧”。

《灵隐寺志》记载他“非凡器”，但因饮酒食肉，有若疯狂，被寺监不容，状告到方丈处。不料，方丈却说：佛门广大，难道却容不下一个癫僧吗？于是道济又多了一个别称——济癫。这位方丈就是南宋时灵隐寺名僧瞎堂慧远禅师。《灵隐寺志》记载瞎堂慧远禅师造诣高深，曾多次应诏入宫奏对，皇帝赐号“佛海禅师”。

相传有一天，宋孝宗驾幸灵隐，与慧远禅师有一番奏对：

飞来峰前，孝宗问：即是飞来，何不飞去？

慧远对曰：一动不如一静。

至上天竺，孝宗问：观音亦持念珠念谁？

对曰：仍念观音。

孝宗问：为何？

对曰：求人不如求己。

又问：观音还求什么？

答：愿陛下早复中原。

一问一答背后，是妙语禅机，更是一番五味杂陈。而今灵隐寺大雄宝殿内，供奉有“国运禄位”，祈愿“国基永固、繁荣昌盛、人民康乐、世界和平”，让来人不由得心头一热。

又临佳节，虽是隆冬，一走进灵隐，南来北往的香客，虔诚发愿，敬香祈福。自灵峰飞来，灵隐寺在武林山水间，历一千六百多年时光流转，早已不是理公当年遗构。但它始终在城市喧嚣繁华的边缘，一如既往地守护人们诚挚朴素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