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农历十月十日寅时，浙江省金华县洋埠镇，开粮油杂货铺的周家迎来了长子长孙。

根据族谱，我排“斯”字辈，爷爷给我取名“鹤”：周斯鹤。但村里人都用方言叫我“鹤”，发音近似“哦”。几十年后我回村里，有些老人不记得我了，我就大声说，“我是‘哦’，周文燮的儿子。”

老人们立刻恍然大悟，“是‘哦’回来了啊。”

也只有他们，记得我是“哦”了。因为14岁以后，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周宝善。

多年后，我找画师用墨笔画了一幅母亲的肖像。妹妹说：像。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记得母亲长什么样了

我们家的人都高寿。

太公周德胜14岁从安徽绩溪到金华汤溪做学徒，后来开了粮油杂货店，60岁时与第二任妻子生下我爷爷周至荣。爷爷继承了杂货店生意，只生了一个孩子：我爸爸周文燮。

我母亲陈清琴长得清秀娇小，和我爸爸感情很好。她22岁生的我，后来又生了妹妹和弟弟。

我的童年记忆是很快活的，家里开店，吃穿不愁，大罐大罐的白糖、糕点随便拿。我爱吃甘蔗，爷爷奶奶就一捆捆买了放在床底下，任我吃。

1942年，日本人占领了金华。天上嗡嗡掉炸弹，爷爷的杂货店、酱坊全部被炸毁。我父母带着弟弟妹妹和我的小娘舅一路逃回安徽老家。爷爷奶奶带着6岁的我留在金华。

三年后，父亲写信回来，我才知道母亲因血吸虫病已经去世了。她才活了30岁，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多年后，我凭着记忆，找画师用墨笔画了一幅母亲的肖像。妹妹说：像。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记得母亲长什么样了。

父亲续了弦。小娘舅用箩筐把我弟弟一路挑回金华，交给爷爷奶奶抚养。可惜，小弟弟一回来染了白喉，不到四岁就夭折了。

等日本人投降了，父亲和继母也回来帮爷爷开店。他们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六个妹妹。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是参加了罗埠区土改工作队。因为能写一手好字，他负责抄写登记。父亲的毛笔字远近闻名，每年春节都去集市上写字卖对联，买者络绎不绝。

因为有粮油杂货店的工作经验，父亲又加入罗埠供销社，当上了粮站的收粮验货员。凭着这份工资，他养大了10个孩子，最后以89岁高寿去世。

我大声告诉苗乡长，“我叫周宝善，宝贝的宝，善良的善”

我一直留在爷爷奶奶身边上学。解放时，村里来了很多干部。我是孩子头，又读过书，干部们觉得我聪明伶俐，让我组织儿童团。我带着十来个孩子，当上了团长。

儿童团的一个任务是排练革命歌舞，“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歌就是那时学会的。干部们又让我给各村干部送信。

当时的洋埠乡乡长苗春田是山东人，他教我们唱歌，扭秧歌，每次他都叫我“小鬼头”。山东的儿童团员有红缨枪，我们没有。我找了十几根柴火棍，请村里木工刨好，再用红色染料染成红棍，代替红缨枪。

考上初中才读了一学期，苗乡长问我，“小鬼，你要不要革命？”我问什么是革命。他说，像他一样参加革命工作。“如果你家里同意，我写个条子让你去汤溪县报到。”

写条子时，他才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本名周斯鹤，很多人说不好听。我想起有个堂叔叫周宝铨，隔壁米店有个哥哥叫洪家善，宝和善两个字不错，就灵机一动给自己改名了。

我大声告诉苗乡长，“我叫周宝善，宝贝的宝，善良的善。”

苗乡长说，这个名字很好。14岁的我就这样参加工作了，没有继续学业。

当时有6个同志去汤溪县委组织部报到，我年纪最小，上级让我做通讯员。汤溪县供销总社的信件都是我送的，送去银行、公安、税务、县委、县政府。

我还负责清洁卫生，帮厨房洗菜打下手。早上6点起床，下午5点下班，下班后还要值班，单位安排我住在供销社门口的小房。第二年给我发了一辆自行车。供销社领导在前面骑，我在后面跟，负责保卫。

前任通讯员交给我两把枪，一支手枪，一支三八大盖。一有空，我们就去城隍庙祠堂实弹练习。练了半年，我的枪法相当好，打鸟一枪一个。但一直没碰到什么危险事件，也没机会用枪。

我们一百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非常激动，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眼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2年我加入了共青团，任汤溪供销总社团支部书记，那年我15岁。三年后，我调去共青团汤溪（1958年汤溪撤县并入金华）县委，负责学校和少先队部工作，寒暑假我们组织少先队员种蓖麻、向日葵，体验农民劳动生活，唱革命歌曲排练节目。

1960年北京召开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组织选派我去。我之前去北京出过差，但这次的规格大不一样，金华地区就派了我一个人，一去就两个月。

4月中旬到北京，当时是艰苦年代，虽然是中央会议，吃住水平也有限。主食是粗粮馒头，怕浙江去的同志不习惯，特别给我们安排每天一餐米饭。

走得急，也没好好准备，我穿了件破破烂烂的棉袄就去了北京。在团中央会议室开会，我被拦在了门外，我赶紧出示出席证，才放我进去。我的棉絮从棉袄里掉在座位上，其他开会的代表都看得目瞪口呆，纷纷来关心我。

这次会议也带培训，很多专家领导来给我们讲话、上课。“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庆典活动，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带领我们去天安门广场靠近主席台的位置，表示这也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检阅，让我们协助北京公安做好保卫工作。

我们一百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非常激动，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眼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大元帅来了八个。他们在台上，我们在台下最靠近主席台的位置，看得清清楚楚。

会议期间也观看了很多文艺表演。4月2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三楼演出京剧《 穆桂英挂帅》，梅兰芳主演。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可以亲眼看到梅兰芳的演出。还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降龙伏虎》，第一次看话剧就欣赏到国家级最高水平，真是莫大的荣幸。这些门票我都精心保存到现在。

6月1日，邓小平同志参加首都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活动，我们聆听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

第一眼看见冰川，她戴着草帽、赤着脚，正从田里回来。一看就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好姑娘

我一心想着工作，在担任团县委副书记时生了肝炎，全身浮肿。后来又得了中心视网膜炎，术后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只有0.1，需要戴眼镜加放大镜才能阅读写作。

亲友们都说我活不久。

这就到了1968年。那一天，我从“五七”干校回家，巧遇曾任少先队大队长的长山村徐配妃同学。以前开少先队代表大会时，我们认识，当时她还是十几岁的学生。我当然想不到，长大后她会成为我的婚姻介绍人及大姨子。

配妃知道我还没有成家，就写信说有个当小学代课老师的妹妹要介绍给我。我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不能找个女人害了人家，就没有回信。她又写了第二封信，我仍没有回。第三封信又来了，我不好意思回了一封，说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暂不考虑。

配妃就让妹妹徐冰川给我写信。当时冰川22岁，我34岁。她在信里说，听我姐介绍你是好人，我同意我姐的建议。我回信说十分感谢，等以后再说。

冰川又写信邀请我去长山村玩。我与妹妹商量，妹妹说对方这么有心，你应该去看看。当时妹妹已经谈恋爱了，她说如果哥不结婚我也不结。我觉得不能耽误妹妹，便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两手空空，去了长山村。

第一眼看见冰川，她戴着草帽、赤着脚，正从田里回来。一看就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好姑娘，我便对她十分有好感，冰川父母对我也满意。

回来后，冰川又给我写了封信。我们在信中商议“五一”结婚。4月30日，我和冰川一起去县民政局登记，这才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1968年5月1日，我和冰川在金华县委宿舍举办了结婚仪式。只有我妹妹及男友、我岳父参加。妹妹买了只母鸡，食堂里买了菜，就算办过酒席了。我爱人什么也没带，一点陪嫁也没有，我给她买了件棉毛衫，一斤毛线，又买了点水果糖给“五七”干校的战友们分了分。

后来我问冰川，你是看上我什么。她说，我想嫁个城里干部，而且第一眼看你不讨厌，又有姐姐说你人品好，我才放心。

有工人送鸡、鸭来，我都当场退回去，“我是共产党员，不能收群众的东西”

转眼已是上世纪70年代。上级派我去金华市二轻服装二厂任党支部书记，全面负责厂里的生产销售。从那时起，我的身份从干部编制变成了工人。

数百人的工厂，年利润只有三万多元。我一上任，便组织厂里的骨干去上海、宁波学习考察。同时建立新的岗位责任制，由“大锅饭”改成按件计酬。

之前，工人的平均工资一个月是30多元。新制度实施后，工人保底工资21元，上不封顶。大家积极性上来了，最高的每月可以拿到100多元工资。

厂的年利润也节节上升，顶峰时达到70多万元。有工人送鸡、鸭来，我都当场退回去，“我是共产党员，不能收群众的东西”。

几年后，上级又调我去金华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任副经理。1985年，我听说新成立的特区深圳有很多商机，便找了在深圳的金华老乡，联系上深圳市工业品集团公司，准备联合办服装公司。

当时这个公司的刘书记是山东人，人特别好，他们提供宿舍和商场场地，卖我们服装厂的产品。我带了十几万元资金，钱很少，边筹建边经营，当年就创造了8万多元利润。

商场装修好准备“五一”开业，结果刘书记离休了，新领导撕毁了协议，商场要收回自用，只给我们留三分之一场地。

金华市二轻局派人来深圳解决此事。我坚持按原合同来，但金华方面妥协了，把我调回去，商场只留了三分之一面积，最后亏损收场。

回到金华，我的副经理职位被免去，仍旧留在服装公司工作，成为普通员工。

大批金华厂家连续好几年赴深参展。我负责安排来往火车票，光火车卧铺就包了两节车厢

两年后，金华市政府筹建驻深圳办事处，在深圳的金华老乡纷纷举荐我。我被借调去任金华驻深圳办主任助理，在这个岗位上，我从1987年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刚好是深圳特区起步、发展到腾飞的阶段。

为了让金华的产品出现在深圳的市场上，我做了几件事。

我每月主编一期《深港信息》，将深港海外的信息及时汇总，尤其是经济方面的，送给金华市政府及各县参考。经过我牵线搭桥，深圳市工业品展览馆长年提供11个展位，作为金华优秀产品的展示舞台。

有一年我回金华，得知原产日本的“乒乓葡萄”在金华种植成功了，当时是国内首创。我立即联系葡萄场主，让他们带着样品来深圳展销，又邀请深圳的相关部门和媒体前来品尝。大如乒乓球一般的葡萄清甜鲜美，大家都大开眼界，香港《大公报》更是在醒目位置介绍了金华的“乒乓葡萄”，这个金华特产品牌一炮打响。

后来，“乒乓葡萄”作为金华的一张“金名片”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内地厂商隔三岔五就会来开眼界、找商机。我们办事处也成了金华人到深港澳的落脚点、咨询处。

很多金华老板想去香港打开市场，但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去了两眼一抹黑。我联系了在港浙江人、金华人的老乡会，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提供住宿和接待。环境很一般，就是会馆里一张床，但不至于举目无亲无依无靠。

一传十，十传百，金华的厂商都知道了，到深圳有困难找驻深办事处，我们都会尽力帮忙解决。

每年6月到7月，深圳都会举办荔枝节。这其实是借“荔枝”搭台，经贸唱戏，相当于商品博览会。荔枝节的招商信息，提前几个月刊登在《金华日报》上，结果大批金华企业报名，横店的收音机喇叭、磁钢、影视城，金华火腿、酥饼、佛手、罐头、香肠，永康的小五金，武义的茶叶，东阳的红木家具等等。

每年都是我负责安排来往火车票，有一次光火车卧铺就包了两节车厢。很多企业是一次不落、连续好几年赴深参展。大家想走出去的心情，太踊跃、太急切了！

冰川笑我被割韭菜乱花钱，我觉得值。我把写诗当成日记，记录我生活的时代和世界

转眼我已88岁了。我们夫妻，一直是聚少离多。

冰川之前在县里的学校教音乐，为了解决两地分居，她离开教职，调回金华，在量具厂当记账员。

1985年我去深圳开拓市场，冰川也调到另一家公司搞销售，要全国各地出差，基本不着家。儿子女儿就由岳父岳母照顾。没有两位老人的无私奉献，我们夫妻俩不可能在外忙事业。

后来，冰川办理了提前退休，搬去深圳才算夫妻团聚。

2018年，我们又一起回到金华养老，住在冰川老家长山村。她养鸡种菜唱歌跳舞，我写诗。

说起来，我只是小学毕业文凭，但一直很喜欢动笔。回想1967年，干部们都进了“五七”干校，先去长山乡割稻一个月，再去孝顺镇老虎山一个农场学习劳动一年。我们白天种田，晚上学习，还要去周边农村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我能把毛主席指示编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顺口溜。

2001年，我报名了深圳老年大学的诗词班，又加入了深圳荔枝公园的荔园诗社。我相信，人活一天，就要创造一天。70岁学写诗，也不晚！

我平时很节约，但在这方面确实很舍得。2009年，有一个“中华诗词大会”在北京举行，1500元5天包吃住，我拉着冰川去了。会后印诗词集，300元一本，我发表了58首，买了6本，送给妹妹、表弟、弟弟、老师一人一本，自己留了两本。

冰川笑我被割韭菜乱花钱，我觉得值。这是我的创作成果，我的晚年生活没有虚度。

看报纸看电视，任何对我有触动的事，大的如粤港澳大桥通车、国庆阅兵、扶贫工作取得成就，小的如亲友家添了孩子，或者谁过寿，我都可以来一首。我的眼睛早就等于半瞎，写诗查文都必须用放大镜。我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更不会电脑打字，这十几年都是冰川在手机上打好字，帮我发给诗友和打印店。

我就是把写诗当成日记，记录我生活的时代和世界。2021年我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回到金华后，我在每年自印诗集封面上，又重新署上祖辈给予的大名：周斯鹤。少年时我曾不屑于这样的书卷气，但现在这个温文尔雅的名字，似乎还带着祖辈的体温，让我感到故乡般的亲近，诗教传统，本就是中华文化的根。

人活一生，能有两个名字的不多。从“斯鹤”到“宝善”，再回到“斯鹤”，刚好是一个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