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佑护杭城的秘密

老杭州人常说杭州是块佛地，也是块福地，称杭州庙多菩萨多，佑护着这座美丽的城市。菩萨的法力无法考证，但由此带给杭州人的“心理暗示”，使其有种坦然的心态，去适应各种风浪，而历史上数次大灾大难对这座城市的冲击，似乎也总能转危为安。

唐长庆三年（823）夏秋，杭州遭受了一次严重旱灾，农田龟裂，饮水告急。忧心忡忡的市长白居易到处求雨，去了吴山伍相庙、城隍庙、半山皋亭庙及西湖嘉泽龙王庙等，每到一庙还准备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祈雨祭文。

其效果怎样没详细记载，反正杭州人后来平稳度过了危机，过了个“坦悠悠”的好年。这从白居易在第二年元宵写的《正月十五夜月》一文中“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的描写可以看出。

吴越国定都杭州时期，钱王以“信佛顺天，保境安民”为国策，杭州百姓安居乐业，远离战争，为东南富庶一隅，从此便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基调。

北宋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把金陵（南京）与钱塘（杭州）这两座同样“物盛人众”又“兼有山水之美”的大都会作了个比较：在大宋一统天下时，南唐固守，结果都城金陵变成“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而吴越纳土归宋，“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可见两座城的个性截然不同。

苏东坡主政杭州时，这座城市先后经历了水、旱及瘟疫等灾难，最要命的是西湖也淤积严重，几近沼泽化。当时的西湖可不仅仅是个观赏湖，而是杭州一城百姓灌溉、饮用等赖以生存的“生命湖”，所以疏浚西湖也是拯救杭城生灵。

有意思的是，当时苏东坡募集民工疏浚西湖的工钱，一大部分是转卖朝廷发放的度牒换来的。度牒是和尚的合法身份证，有了度牒，和尚就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并免除地税和徭役。东南佛国杭州庙多和尚多，度牒为紧俏品，当时可卖到三百千钱一道的高价。

苏东坡用申请来的一百道度牒，换取钱粮募集民工，一举将西湖彻底疏浚，顺便还修筑了一条“副产品”——苏堤。因此从某种角度讲，佛家还真佑护了这座城市。

不过，佛家的佑护有时也会“过火”。从前杭州最大、最频繁的灾害当属火灾。因杭人大多信佛，家家户户供设香烛，加上住的是连绵的板壁房，稍有不慎，就引发大规模的火灾。

杭人被烧怕了，便在玉皇山腰置七星缸，瑞石山顶布坎卦石，城北建水星阁，并分置辟火图碑于鼓楼、水星阁和众安桥关帝庙，在城中布了个巨大的“辟火阵”，可效果并不理想。

直到民国初年，在城隍山上设置了瞭望台及警钟，才为及时消除杭城火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杭州人把这个守望杭城的城之“重器”，戏称为“城隍山上看火烧”，拿来调侃幸灾乐祸之人。

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杭城百姓夜登城隍山，打着灯笼，摇着旗帜，为守城官兵助威。当时正值太平军进攻杭城，其后围城两个多月，全城断粮。富裕人家极具杭州特色地翻出储存的鱼翅、海参、熟地、米仁以度饥荒，可最终还是饿死了很多人，此为杭人最刻骨铭心的战祸。

除此之外，几百年来，杭州并未发生过像扬州、南京、上海那样惨烈的战事。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一座毫无血性的城市，否则也不会将岳飞、于谦、张苍水等英灵安葬在湖山最美处。

顺天、安民、坦然面对，是杭州这座古城应对各种灾难的传承法则，千百年来一直佑护着这座美丽之城，其源于人们对这方水土的热爱与眷恋。杭州人无论走到哪里，回来总是自恋地说：“金窠银窠不如屋里草窠，还是我们杭州最好！”

地理：江水奔流的下午

柴惠琴

春末的某个平常的下午，我在小寺弄路口值勤，富春江边的风很大，柳絮翻滚，结成一小团一小团滚过来，行人和车辆和流动的柳絮，构成我视角里独特的风景。

小寺弄口连着富春街，富春街边上是郁达夫公园，沿着公园里的台阶往下，就是江边行步道，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散步的人来来往往，垂钓的人安坐不动，和富春湾的水面一样平静。已经进入禁渔期，江面上很少见到渔船，航行的货船沿着固定的航道上下。

江面之下，秦望隧道正在施工，连通南北之后，从富阳城区到高铁站的距离将变得更短，从江南到江北的富春湾新城，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到达。距离的变化体现了时代的变化，就像江水奔流，富春江汇入钱塘江，富阳融入杭州主城区。

新的一年开始了，“富春山居号”在富春江上航行，游弋在现实的山水之间。这一条文化的江河，自然的江河，历史的江河，在现实里不舍昼夜，而在未来的语境里，她还将拥有更多的定语。

春末执勤这段时间，空闲的时候，我常常拿一支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冥思苦想。

“地理形态、交通，钱塘江诗路、严子陵、黄公望、隐逸文化、《富春山居图》、民俗，自然风光、灾害、水利建设、一江十溪……”无数词汇纷至沓来，每一个拎出来都有足够的故事能作长篇大论。这些词汇被我排列、组合、分类，试图勾勒出我心中想要描绘的富春江。

一条江就是所有江。

当我在电脑上敲出一行时，我无数次排列组合过的词汇终于有了

暂时固定的位置。

这个叙述视角，仿佛一条江出现在大地上，汇入的溪流是她的触角，延伸到两岸的平原河谷，丘陵和高山。然后，万物生长，人类在大地上活动，村庄和城镇在大地上出现，无数故事在大地上生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最古老的记录开始，大源瓦窑里的先民，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已经开始种植、狩猎、酿造。他们取土烧陶，制作器具，包括用夹砂红陶过滤器过滤酒糟。这个时期，富春江的鲥鱼已经被摆上了餐桌，富春江流域已经有了饮酒之风，“清醠之美，始于耒耜”，最古老的富春山居，开始于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在此后同样漫长的岁月里，“富春”是个古越语地名，和富春江的历史不断更新，它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及至新的一年到来，新的故事开篇。

在过往的叙述里，一个人溯江而上，垂钓于高台，一个人拄杖、衣褐，奔走于富春山水的平远、阔远、高远之间。而更多的人，那些形形色色的过客，他们平平常常过一生，他们临水照影，他们如流星般惊艳，如城墙般沉默。

富阳，作为《富春山居图》的原创地，实景地，画中的“富春山居”生活意象呈现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区”，而这幅画作为城市最大的IP，在富阳逐渐融杭的背景下，更是杭州的、浙江的、中国的。

在亚运会即将启幕的新年里，东洲黄公望隐居地的亚运场馆，已经投入使用，北支江的新桥已经为人们所熟知。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富春江及其两岸又将出现新的风景。富阳湖源、大源、灵桥山上的竹林里，一些春笋将要长成嫩竹，随后，造纸工人将开启新一年的劳作。等一张张有着古老传承的元书纸被新造出来的时候，新的长卷打开，天高地阔，新的创作开始了。

坐标：从一面湖水到一面湖水

詹黎平

杭州，因为有了西湖的坐镇，使它在30个省会城市中成为美的“独一份”。典型的江南气质，让白居易也禁不住为杭州题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这杭州仿佛天生就是为诗词而在。

作为杭州下属县的子民，我们日常偏居古山越一隅，守着偌大一个千岛湖，虽也不时感叹大自然之造化，赋予我们以如此钟灵毓秀闲散淡雅的宜居宝地，可与跻身于一线城市的数字化大城杭州相比，终归还是少了不少都市繁华气，却多了不少落寞的滋味：

一个全省地域面积最大的县其辖区范围竟然大过一整个嘉兴地级市的面积，而常住人口却仅只有三十多万，从地图上看打个比方可相当于杭州的新疆，疆域广大——当然人烟还不至于稀少——但如按每平方公里人均角度看，无疑也可算是地广人稀了。

淳安处于杭州西南部区域，与外部的交通联络天然处于弱势。近些年，高速、高铁、国道陆续进入淳安，除了杭千高速最早抵达淳安外，直达黄山的千黄高速也已全线贯通，而又一条贯穿淳安县境南北线的杭淳开高速也将迎来开工仪式，一个被高速高铁横平竖直划分的两高淳安交通已被彻底重置，颠覆了淳安多年来交通不畅的现状。尽管如此，偏远仍是偏远，从外地返回淳安的人要比在杭州多花费些时间这是没办法改观的。

仰望杭州，仰望作为一个动词本身就说明彼此地位的不均等，同时又因了这份仰望，也让我们对自身所处位置的稀有性而自觉某种反向优势。

比如千岛湖良好的生态环境，空气无疑是最新鲜的，县境内绝少的工业污染，茂密的森林植被双向造就的天然氧吧效应，水无疑是最清甜的，一湖碧绿清澈透视能见度达7米的千岛湖水顶着“天下第一秀水”的美名，千岛湖的水质那是真好到了让人觊觎的地步，谁看了都会情不自禁的喜欢。当然好东西应共享，近年竣工的千岛湖引水工程就让杭州人民也能实时饮用到有点甜的农夫山泉，这也可算是淳安人民造福于大杭州的载体。

许多杭州人都喜欢来淳安淘宝求购各类有机的农产品，千岛湖鱼头宴已做成了一道品牌的餐饮经济，甚至上了国宴菜单目录。对于家乡能够奉献世间的珍馐福泽，对于家乡能够拿得出手上得台面的环境生态，我们内心深处对生我养我的淳安千岛湖还是有一份崇高感的。

但种种这些仍不能屏蔽不能阻止我们仰望杭州的心理。毕竟，省会的杭州，大杭州地区的杭州，江南的杭州，西湖的杭州，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统率着这块山山水水，让我们在山野深处也能沐浴到一份都市的潮气息，感受到一线城市浓浓的现代性味道。这样的现代性在现代又恰恰是我们所渴望拥有的。

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的淳安人邵华泽将军写过一段话，我觉得用来概述淳安还是比较真实到位的。他说：“遇到不大熟悉的同志，包括在国外，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浙江人；要再问浙江什么地方，我就说是淳安县。淳安知名度很低，又属杭州市管辖，但我不说自己是杭州人，因为一说是杭州，人家就会说那是‘天堂’，是鱼米之乡，生活多么富裕之类。而我要说家乡不富，要费很多口舌，有的还不相信。”

流向：运河与杭州

任轩

一个地方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那么其崛起是早晚的事。

历史上的杭州便是如此。

先秦时期，杭州即不仅有丰富的河网水路资源，还有着通江达海的地利，处于浙东和浙西间有着咽喉意义的节点。然而，它离一线城市还非常遥远，它的水网也是在大运河开通之后才有了主心骨。

说杭州的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当属上塘河的前身，即秦代的陵水道。陵道，意即陆道；水道，便是运河。陵水道是水陆并行的道路，即陵道傍运河而行。因此，秦始皇下令筑开陵水道，或许并非是出于开运河的目的，而是为了将秦的全国驰道网延伸至杭州。

秦朝以杭州为起讫点修成陵水道，用事实验证了杭州在大一统国家中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隋朝大运河以杭州为南起点，杭州的优势和潜能再次得到释放。此后，无论在“一撇一捺”人字形的隋唐大运河时期，还是“弃弓走弦”的京杭大运河时期，杭州都是大运河这幅恢弘历史长卷的生动落款。

然而，杭州的发展，却非一蹴而就。尽管隋唐大运河给杭州开了个好局，但是自公元610年隋炀帝开江南运河，到公元1057年宋仁宗钦点为“东南第一州”，杭州奋斗了将近四百五十年。这个成为“东南第一州”的过程，也是充满了曲折。

但因为交通便捷，杭州一旦获得喘息，就发挥出强大的行商力量。

南北朝时期，杭州就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渡口。南渡口在钱塘江边，为柳浦；北渡口在武林门外，称北郭。沿着两个渡口，也逐渐形成了交易集散中心。吴越国时期，南北两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南市“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市“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旧五代史》称杭州为“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后来，吴越国纳土归宋，杭州得以免遭兵燹，维系了正如陶穀笔下的人间天堂的繁雄盛况：“轻清华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北市得益于大运河，进一步扩大，并因市之重要而分置为两个镇：北关镇、江涨桥镇。即从现在的武林门外到小河直街，形成了一条临河的商贸经济带。端拱二年（989），杭州市舶司设立，当时全国只有三个市舶司，另两个分别设在广州、明州（今宁波），这是杭州已成东南经济中心的又一例证。

然而，当宋仁宗率领群臣为杭州代言，高歌“东南第一州”的时候，他肯定没料到有一天，大宋的皇根，需要杭州延续。但宋高宗决定以杭为新都时，一定想起过祖宗对此地的重视。至少江南运河之于杭州，就是汴河之于开封，皆是立国命脉。此后150年的杭州，使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中获得权威的话语权，奠定了江南文化艺术的地位。戏曲不再只是皇室和士大夫的专享，勾栏瓦舍遍布城内外，四时游赏活动不绝，点茶插花挂画焚香盛行……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之风，从京城临安飘满江南，刮向海外，影响力绵延至今。

大运河的水，也为杭州带来早期工业文明的种子。近现代杭州运河两岸相继亮起浙江第一盏电灯，第一家机械缫丝厂，亚洲最大麻纺织厂、丝绸印染厂。在大运河的生态文明时代，当代杭州运河的综保者，先于沿线城市创新出工业遗存向博物馆、非遗馆转型的模式，昔日大厂蝶变成新的城市地标，滨水的江南生活有了新的时尚。

无论是运河的变迁，还是杭州的变化，皆闪耀着一种朴素却澎湃的、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基因：发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