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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鱼行
2022-06-20 10:48:51杭州网

1958年春节全家合影,前排中坐者为爷爷锦标

每当父亲要对我动手时,爷爷总是温和地拍拍我父亲的手背,同时把我揽在怀里。不过我还是看到过爷爷的暴怒

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爷爷住在了我们家。那时他约莫75岁,上楼梯总是一步跨两级,手里拎着一只煤球炉。

当时我们住在一座中学的二楼,父亲是三管人民公社的文书。他是爷爷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

父亲曾对母亲说,爷爷年轻时“很凶”,几个子女都必须遵守家规,比如起早贪黑地劳动,吃粗食淡饭,不能有抱怨。谁有一点不恭敬,爷爷会当场把筷子、箩匾砸你脸上。

我实在不相信慈眼善目的爷爷会这样。因为每当父亲要对我动手时,爷爷总是温和地拍拍我父亲的手背,同时把我揽在怀里。

不过我还是看到过爷爷的暴怒。我从小皮肤白,在农村小学读书时,同学好奇,总有人冷不丁地在我脸上摸一把。

有天中午回家,爷爷发现我脸上的指甲划痕特别多,还有血痕。他拉我去学校,让班主任看我脸上的划痕,又拉着我冲进教室:谁欺负他了,谁欺负他了!你们再抓他的脸,我不会饶的!

他撕破喉咙地喊,几名吓坏了的男生缩在教室后面。

爷爷宠我,并没有换来我的感激。在逍林镇,爷爷享有象棋高手的名声。他耐心地从基本棋理给我讲起,又减去他的一只象一只士和几只卒。但我走了几步,就被将死。爷爷重新摆棋子时,我抬手掀翻了棋盘。爷爷惊呆了。弯腰捡象棋时,不停地叹气。

后来爷爷又想教我写毛笔字。爷爷说我看你的练字簿,间架笔画都是错的。若是以前做学徒,写出这样的字,老板要敲你头顶骨了。

那个暑假,我硬着头皮练了两天毛笔字。第三天,爷爷要我再写一张,我推开毛笔,抬起手撕碎了桌上铺好的练字纸。

爷爷再次惊呆,似乎对我举起了巴掌,却没有落下。我从凳子上跳下,飞快地逃出房间。

直到几天后,爷爷无意讲起《三国演义》里的“蒋干盗书”,发现我听得津津有味,便摸出几本纸页发黄的古书,从头到尾给我讲述,而我竟一直安静地坐着听。

“这都是好书啊,你以后写文章肯定会用到它们的!”爷爷的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

逍林镇上有一家“珍和鱼行”,爷爷14岁时去做了学徒。做学徒,规矩很重:三年不准回家,生死由命,没有一文工钱

我的爷爷孙锦标,1898年出生在慈溪横河镇孙家境村。

家谱上说,这支孙氏的先祖可溯到春秋时的孙武。五代时,一位先祖从河北迁居浙江,有一支又迁居余姚县梅川乡烛湖(今慈溪横河镇孙家境村),爷爷是烛湖孙氏的第三十一世孙。

在明代,孙家当官的人太多了。在慈溪只要说到“孙家境”,很多人都说得出“横河孙家境,纱帽八百顶”的民谚。

从清代到民国,孙氏败落了。爷爷小时候全家挤住在半间瓦屋外加一个草披间里,靠母亲纺线和父亲做长工糊口。

爷爷四岁,曾祖父改做行贩,翻山越岭到上林湖贩来水果蔬菜。

爷爷是独子,八岁进私塾,读了三年多,在当时算高学历了。到家里供不起爷爷读书,他开始割野草野菜,去山上耙柴,或者帮父亲挑着蔬菜去上林湖卖。十三四岁,他就能挑着五六十斤的重担走上几十里路了。

逍林镇上有一家“珍和鱼行”,爷爷14岁时去做了学徒。做学徒,规矩很重:三年不准回家,生死由命,没有一文工钱。

那三年里,爷爷在老板家烧火煮饭、洗菜洗碗,还要倒尿壶、裹煤球。有客人来了,这些家务活还得翻倍。吃的是剩汤剩饭。每天晚上9点,爷爷要搭铺、管店堂。早上3点就得起床,拆铺、开排门、烧洗脸水、泡好早茶、烧早饭……

那三年,他做的唯一与开店有关的事,就是晚上帮老板清点收进来的铜板角子,一卷一卷地包好。

怎么敢有一句怨言呢?爷爷对幼小的我回忆:那时我可是吃人家的饭呀,这个饭不能白吃的,手脚稍稍慢一点点,老板就会在我脑袋上爆栗子了。我一心想着,做牛做马三年后,我就有工钱了,能贴补爹娘了,老板怎么打我骂我,我都心甘情愿。

三年期满,十七岁的爷爷拿到了工钱,每年16块银圆。十九岁,涨到一年20块。他把工钱一分不剩地交给了爹娘。

小荤蔬行起初生意不错,有人眼红了。珍和鱼行的人来说,我爷爷抢了他们生意,要他立即搬走

爷爷二十岁,他的父亲暴病而逝。

农历五月十八,曾祖父孙元瑞挑着一担杨梅在新浦集市上卖掉后,空着肚子走了十里路。走到小路头集镇外的河沿口,他停下脚想喝几口河水。就在弯下身时,一条长长的水蛇嗖地游过。

曾祖父一下子瘫倒在了河滩上。直到吃晚饭时,才有人经过,这时,曾祖父只剩下半口气了。

有人说是魂被蛇精勾走了,让道士到遭惊吓的河滩叫魂试试。中医开了沉香做药引,说这个药最贵却最有效。还有人提议赶紧把人送到县城的西医那里去。

曾祖父在床上躺了七天,咽下最后一口气。爷爷四处求人,从木材行赊来几块木板,钉成棺材,送走了贫病交加的父亲。

极度的穷困把爷爷逼到了墙角,但他仍然咬着牙活下去,一点一点讨生活。

1920年农历正月初十,爷爷成亲了。新娘岑秀云,就是我奶奶。他们后来生育了七个子女,活下来六个。

家里只有一间残破半旧屋,四面漏风。27岁的爷爷决计离开珍和鱼行,自己做生意。他四处借了本钱,租下了桥东街的半间店屋,开了一家小小的荤蔬行。

小荤蔬行生意不错,有人眼红了。珍和鱼行的人来说,爷爷抢了他们生意,要他立即搬走,同时逼房东收回店屋。

爷爷知道对方有钱有势,是斗不过的。他在恒章洋布店前面的河沿,搭了简易的板棚继续做生意。奶奶用土布做了布篷,仍然不能遮风挡雨。

开店受挫,爷爷只好去跑单帮,西到萧山闻家堰,东到镇海蟹浦,还经常去余姚陆埠和宁波城里,主要贩卖毛笋、甘蔗、咸抢蟹、鱼鲜等。

跑单帮苦不说,货品一旦变质,就没人要了。爷爷时时刻刻得打听行情、磨嘴皮子,不分昼夜地跑腿、押货,饿肚皮、睡在船上、店堂里甚至露天,都是常有的。

有一回,爷爷把六百斤笋装在一只蛋壳船里,连夜运往余姚。那天,姚江里的浪有三尺高,船随时会翻。坐在船头的爷爷却担心船上的笋会不会翻进江里。

后半夜,一条火轮船突然迎面撞过来,这下要没命了!好在蛋壳船被浪头甩开,火轮船擦身驶过。

淞沪抗战开始了。爷爷留下来守摊,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进货、做买卖

跑单帮赚不来多少钱。不肯服输的爷爷便盘算另外的行当。

当时宁波、余姚、慈溪一带跑到上海去摆小摊头的不少,只要在上海的菜市场里摊开一张布,放好荤蔬货品就能做生意。

爷爷的岳母全家已在上海摆摊,来信说每月交菜场摊基费12元,行业帮会费3元,住宿的地方也容易找。个别行贩的生意“交关好”“有个卖咸菜的女人还戴起了金戒指”。

1931年正月初二,爷爷背着棉被、箱子,带着全家,雇小船、乘小火轮、又搭乘“江天”轮,在海上漂泊了一天一夜后,到了大上海。

到了岳母家落脚,第二天早上3点钟,爷爷就起床了,乘了行贩的卡车,到十六铺码头进了鱼鲜货,再拉到菜市场零售。

爷爷摆摊的菜市场,位于杨浦区平凉路与宁国路交叉口不远处,附近散居着当地的农民,不远处是立着一根根大烟囱的工厂。

要在陌生的地方立足,主动帮助人是最快拉近距离的办法。爷爷帮顾客和边上的摊主劈大鱼、杀黄鳝,不收一文加工费。大家很快与他热络起来。

宁波人讲究“和气生财”,爷爷的和气出了名,生意也好起来,每天能赚进一两块银圆。

不到一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了。日本人狂轰滥炸,整个上海的商店都关了门。爷爷无奈,只好把奶奶和三个子女送上了回宁波的轮船,自己留下来守摊,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进货、做买卖。直到局势稳定下来,再托人把奶奶和孩子们接回上海。

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爆发。闸北宝山路一带炸成一片瓦砾,逃难的男女老少像潮讯似的涌向车站码头。平凉路的小菜场空荡荡了。

这时奶奶正怀着我父亲,大大小小的孩子有五六个。夫妻俩抱着孩子,肩扛背驮着行李离开上海。还想着等鬼子走后再回来。几年后爷爷再来寻找菜场时,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

日本兵拿起一桶火油,爷爷冲上去夺下。日本兵又拔出刺刀,搁在爷爷的脖子上

一家人回到小路头。爷爷硬着头皮,重回珍和鱼行干活。

艰苦的日子过了好几年,几个孩子又长大一点,可以给父母替手脚了。大伯林荣去当伙计,十三岁的二伯志荣摆了个香烟摊,大姑初菊帮别人家抱小孩。

1944年重阳节,爷爷终于脱离了珍和鱼行,租下店面,开设了自己的鱼行,取名“復和鱼行”,意思是,这是我第二次开鱼行了。

说是鱼行,其实以海产品为主,比如带鱼、黄鱼、鱼鲞、蟹虾、蛏子,还有鱼虾、甲鱼等等,时鲜水果也没断过,杨梅、西瓜、梨头、桃子,鱼行店面里摆放得满满当当。

店面位置极好,生意不错,只是每月100多斤大米的租金有些吃不消。爷爷把子女叫拢来,让他们抽出时间在鱼行干活,免得再雇伙计。

日本投降那一年,岑家埭的日本兵越来越蛮横,在街上抢东西、打人。我爷爷堂弟孙长云结婚那天,花轿抬到,日本兵就冲进来,众人慌忙把新娘子藏起来。

有个日本兵拿起一桶火油,我爷爷冲上去夺下。日本兵又拔出刺刀搁在爷爷的脖子上。爷爷机灵地蹲下身,在一片混乱中逃了出去。

好在这一年夏天日本投降了,日子慢慢安耽下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爷爷的鱼行并入联营行,成了供销社的一部分。爷爷不用再站柜台了,回了家。

爷爷的四个儿子中,大伯林荣成了家族里唯一的公社供销社职工。三伯加荣成了上海一家五金螺丝商店的职员。

1954年夏历三月,我奶奶突然感觉脚底疼,第二天又感到剧烈的头疼。三月十六日,奶奶痛苦不堪地闭上了眼睛,这年她才52虚岁。

现在看来,奶奶的病应该是伤寒。奶奶去世后,家里出现了长久的冷寂。好几年里,爷爷都处于沉默状态,像是沉浸在不可化解的怀念之中。直到他在1980年去世,长长的26年里,他都是孤身一人,决不续弦。

爷爷的严苛家规,比如严格要求自己、要对得起政府发的工资之类的朴素教育,早已植入二伯的内心

爷爷这一生,除了拼命赚钱养家、努力振兴家业,做得最用心的一件事,就是节衣缩食,尽最大努力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出去读书。

二伯、三伯相继读完初中。我父亲解放后读了鄞县速成师范。小姑香菊读了宁波师范学院,是子女中学历最高的。

爷爷一直认为,不论是有钱人家还是穷苦人家,依靠读书能让孩子们今后有个“好命”。但二伯志荣的英年早逝,给了他一个莫大的命运打击。

二伯志荣少年时帮着爷爷开办鱼行,中途多次做小工,断断续续地在校学习,学业功底竟颇为扎实。195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余姚中学,毕业后在粮管所工作。因为业务出色,调到了余姚县粮食局。几年后,二伯又调到县监察委员会,担任监察委员,算是当上了领导。他常带着干部下公社,下雨天开会,晴天就与农民一起下地劳动。

有一天,他忽然昏倒在田间。醒来后他很清楚,是心脏病又犯了。1964年他曾在杭州的医院诊治,医生告诫他不能疲劳,不能熬夜。

这回心脏病发作后,组织上再次要求他去上海治疗,上海医生对他的“警告”更加严厉,可他依然急急地回到余姚农村,仍然没日没夜地干活。就这样,1969年底的某天,虚弱的二伯在家休息,谁料隔壁起大火。二伯从床上爬起来救火,谁都拦不住。火苗很快点燃了他的衣服。边上的人把一大盆冷水泼在他身上。他直通通地昏倒在地。

直到现在,我都在疑惑,二伯身上的这些品质究竟来自哪里?组织的思想引领固然是重要方面,善于吃苦、甘于辛劳的生活习性也是一方面,而爷爷的严苛家规,比如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珍惜职位必须干出点名堂、多为别人着想自己吃点亏是应该的、要对得起政府发的工资之类的朴素教育,早已植入二伯的内心。

1970年5月22日晚,二伯与世长辞。爷爷的一生中,忽然离去的亲人又多了一个。

爷爷曾给我猜过一个字谜:“八王问我田多少,土上加田有一千。”这两个字的谜底是“義重”

爷爷与我们住在三管人民公社时,我才读小学三四年级,“四人帮”还没有粉碎,社会上的崇学之风远没有刮起来,但爷爷已对我说起过好几回,还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古训教导我。爷爷说,孙家的下一代总要出几个大学生吧,你必须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你最聪明了。

自从发现了我对古典小说的兴趣,爷爷来劲了。每天晚饭后,我都靠在爷爷身上听他讲故事。

什么叫箭,什么叫罗盘,什么叫草料,爷爷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爷爷得意地说,我讲的故事你的老师肯定没讲过,我要让你成为全班听故事最多的学生。

第二天课间,同学们便拥着我坐在操场的一角,或是老楝树下,听我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讲从爷爷那里听来的故事,一个个听得入迷。

我父亲并不欣赏我领着一群孩子讲故事的热衷,觉得我若是能把算术这门功课跟上去,这才是正经事。但爷爷认为,若能把故事讲得吸引住众多孩子,那也是一份本事。

爷爷看过我的作文本,里面引用过他讲过的不少故事,作文的分数并不低,他更是开心,认为他的故事已经在起作用了。在爷爷与我父亲的争执中,爷爷还是占了上风。

与先前对待子女的严苛相比,爷爷对我们这一代显然是退而求其次了。那年我因数学成绩不佳,被慈溪中学文科班拒在门外。身为小学老师的小姑急成了一团火,四处找人疏通,又把我关在她家,每天自学加补习。

说真的,我是受不了亲人们的殷殷目光而决计一博的。我能感觉到爷爷对我的期待。那时,他已住在逍林镇昏暗的老房里,二伯的遗像在墙上挂着。

他的意识会不时迷糊,但只要看到架在我鼻梁上的眼镜,就明白蹲在面前的是谁。他把所有的古书送给了我,一再提醒我好生收藏。有时,他还指着屋里堆放着的若干木桶、箩筐和瓷缸,上面写有店号“復和”或是他的名字“锦标”。

爷爷含混地对我说,这些,都归你了,办起这些家什也不容易,你都拿去,肯定有用。我攥着他的手,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爷爷最终没能亲眼看到我上了大学中文系。他的逝去与我接到入学通知书,仅相差了两年多。

他曾给我猜过一个字谜:“八王问我田多少,土上加田有一千。”这两个字的谜底是“義重”。

“義”是什么?“義”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是合乎正义或公益的行为。这两个字的含义,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可能会有些深奥,但爷爷固执地认为,可以从童幼时抓起。

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爷爷,或者遇到与义、理相冲突的事,爷爷指着这两个字的严肃表情就会跳出来,包括那个繁体的“義”字,总让我感到一丝无法逃遁的责任和压力。

读稿人语 戴维

血 脉

孙锦标,生于1898年,卒于1980年。他的一生被他最宠爱的孙子诉诸文字,已经是21世纪的事了。《爷爷的鱼行》——一部平民家史,借爷爷的几次振兴家业,浓缩了底层人民的百年辛酸。

爷爷的这一生,除了拼命赚钱养家,做得最用心的一件事就是节衣缩食,尽最大努力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出去读书。他相信,一代总比一代好,孙家的下一代总要出几个大学生。

他制定的严苛家规,比如粗食淡饭、起早贪黑,成了家族的精神血脉。“義”这个字,更是流淌在儿孙们的内心深处。

孙锦标,这是一个历经磨难的中国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穷人父亲。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文 孙侃    编辑:钟一鸣    责任编辑:方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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