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　朱绍平

周末翻阅闲书，在徐一士著《一士类稿》中，看到一篇《杭州旗营掌故》，一口气读完。我家与仓河为邻，此地也是杭城颇具文脉的一方宝地了。有关于仓河的记述，自然令我阅读兴趣陡增。

徐一士（１８９０—１９７１），曾创下民国以来发表时间最长、篇幅最大、影响最深的近代掌故达一百二十余万字的纪录。晚年经梅兰芳举荐，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一士类稿》以记清末掌故为主，共计二十七篇，所写人物多为文坛学界名宿，如章太炎、左宗棠、陈三立、梁启超、李慈铭等，多为作者亲身见闻，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杭州旗营掌故》主要写清末杭州有关旗营的典制、风俗、人文、名胜以及轶事雅谈，以竹枝词为体，记述杭营诸事，“积岁余方百事，即成七绝百首，名曰《柳营谣》”。其中一首写道：“地傍湖山秀绝尘，新传八景出名人。倚园花石仓河月，费尽丹青画不真。”自注：“湖山之秀，汇于西城，吾营尽占其胜。吾师王梦薇先生每入营必低徊忘返，尝题柳营八景，曰梅园探春、倚园消夏、西山残雪、南闸春淙、吴荡浴鹅、井亭放鸭、仓河泛月、花市迎灯，并绘图征诗，一时传为美谈。”

王廷鼎，字铭之，号梦薇，江苏震泽人，系俞樾门生，著有《杭防营志》稿本，原为三多旧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于王廷鼎和杭州旗营诸人往来频繁，所以书中保留了很多有关杭州旗营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人物传记部分，是对清代杭州旗营驻防历史，乃至清代杭州地方历史和八旗历史的一大补充，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三多（１８７１—１９４１），号六桥，晚年又号鹿樵，正白旗杭州驻防。历任浙江杭州知府、洋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提调。南京政府成立，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谘议。著有《可园诗抄》《粉云庵词》《柳营谣》等，三多先后从王廷鼎、俞樾学习。

王廷鼎学养深厚，博学多闻。其生平事迹，幸得其师俞樾《王梦薇传》而得以流传，文中详细记载了王廷鼎的著述。其中未刊的《杭防营志》，作为记载杭州旗营历史的另一版本，鲜有人知。有关《杭防营志》的成书过程，俞樾在序言中也写得十分明晰：

“余门下士王子梦薇，罢官后侨寓武林，卜居花市。其地即在满营迎紫门之外，地既密迩，而梦薇又工绘事，精琴理，日以文酒燕游与营中学士大夫。相交际又有世袭轻车都尉六桥三多者，执贽于其门下。其人年少多才，风雅好事，熟于掌故，助之采辑，久之乃成《杭防营志》四卷。”

王廷鼎同杭州旗营士人一向交好，后由其弟子三多帮助采辑营中典故，且取廷玉《城西古迹考》、盛元《防营小志》两书的内容。王廷鼎在自序中说了编书的原由：

“此二百六十年来，不特其勋名风俗，必有可观。即此坊巷、寺院、故地、胜迹，尤有不可湮没之处，而顾文献无征，记载盇阙，观风者每歉然也……先生与其侄修甫孝廉，交口怂恿，凡有关于满营掌故者，罄所有以相假，俾得恣为探讨，参以采访，亲自勘履，阅十月而书成，是为《杭防营志》。”

说到俞樾和王廷鼎的师生关系，可用非同一般来形容。至少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王廷鼎母亲七十大寿，俞樾贺寿联如下：“愿岁岁今朝，以腊八良辰，陈千秋雅戏；祝婆婆老福，从古稀七十，到上寿百年。”俞樾六十大寿时，王廷鼎送给老师俞樾寿礼别出心裁，就是一支天台红藤杖，此杖“长七尺余，形微扁，色红而腴，旁一细藤作姜黄色，自头至末盘结藤身，若合而若离，质轻体直”。俞樾得此杖后即视为珍宝，凡出门行走，必亲手拄上。

天台红藤，是历代高僧名士竞相罗致的名杖。唐代著名诗僧齐己有诗：“禅家何物赠分襟，只有天台杖一寻。”天台山野之中，藤蔓遍地，当地僧民常去天台山上取藤作杖，国清寺亦以藤条供应香客。

由阅读《杭州旗营掌故》，会引出天台山红藤杖，也是自己始料未及的。百年杭州旗营风雨，千年天台藤杖霜雪，因为读书种子的东涂西抹，终于可以让后人走在历史长廊中，闻听文人轶事的瓣瓣馨香，宛如天台山藤蔓野枝编就的一簇簇锦绣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