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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何地不樵渔
2021-11-12 17:30:54杭州网

人间何地不樵渔——运河杭州段诗路寻踪之三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

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

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

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梁州第七]

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

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

一陀儿一句诗题,一步儿一扇屏帏。

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

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

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

[尾]

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

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关汉卿《一枝花@杭州景》

李郁葱 文/摄

中世纪的杭州

是许多人心目中美妙的“天城”

关汉卿到杭州的时候,南宋已被雨打风吹去,但元朝立国之初,不乏有识之士,对于杭州的政策相对宽松,其根源是要保持江南名郡的繁华,客观上使得杭州保持着既往的景象。

换句话说,元灭南宋之后,对南方社会经济并没有造成大的破坏,像杭州虽然不再是都城,但人口超过百万,商业非常繁荣。当时由原来的浙西、浙东、江东、福建四路组成的江浙行省,辖境北起长江,南至福建,东临大海,西至鄱阳,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史料记载,彼时全国一万锭以上税额最高的场务有四处,除了一处在长江与运河汇流处的真州(今江苏仪征),另外三处都在杭州。到杭州来的人不计其数,仕宦、从商、游学,可谓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

在读到“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时,我想的是,当关汉卿从水路抵达杭州时,在稠密的运河水道间徜徉,他所见到的杭州景昌盛如斯,便是浓缩在这仅仅二百多字的套曲里。

关汉卿的所见所思,是他个人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同样也是很多人的共识,他曲中的杭州,正是中世纪许多人心目中美妙的所在,意大利冒险家马可·波罗称之为“天城”。

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河道纵横交错,集市热闹非凡,建筑井然有序,而大运河沿岸,物产富饶,市场繁荣,交通便捷。

中世纪的运河,起到了便利南北交通的枢纽作用,同时,也滋生了我们后文中会提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对杭州大运河有着巨大的影响。

元朝的市井文化相比于前代更为繁盛,诞生了像关汉卿这样的戏曲大家,而在湖墅运河之侧,到了元末,还隐居过一个身份非常有趣的文人,他的有趣在于他是诗家、词曲家、书画家,但这些都不算出奇,最让我觉得惊讶的是他是茅山派道士,不是自己说说的,而是真的在茅山修道,我们所熟知的画家黄公望就是在他的劝说下入道的。

我们一般称呼他为张雨,旧名张泽之,又名张嗣真,字伯雨,号贞真子,又号句曲外史。张雨大有来历,他是宋崇国公张九成之后裔,就是《说岳》里忠肝义胆的张九成,在真实的历史中,张九成也是主战派。

张雨的基因里有着张九成的遗传,我们说某人是某人的子孙时,在民间的想法里,他会传承先人的优点,但事实上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却不是孤例,当然张雨不是,张雨年少时为人潇洒,不拘小节,英气勃勃,但很奇怪,也许是看的书多了,这样一个有为之青年居然产生了隐逸之志。从现在能够看到的张雨的画像中,其面容清癯,颇符合我们对于修道之人的想象。

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张雨离家出走,大有“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洒脱,之后游历了浙江的名山天台、括苍等,之后就去了茅山,拜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弟子周大静为师,受大洞经篆。

据说张雨习道后豁然开悟,之后又师从玄教高道王寿衍,居杭州开元宫,他的一生,大抵就是半是道士、半为儒生、半隐半俗。

张雨的诗写得清丽,有一阵子他居住在运河畔的马塍,写过一首《马塍新居》,颇可看到他诗中的神韵:

浮家泛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计未疏。

归锦桥边停舫子,散花滩上作楼居。

澹然到处自凿井,玄晏闭关方著书。

但得草堂赀便足,人间何地不樵渔。

“人间何地不樵渔”,这种感慨,或许是高德大士所悟出的人间至理,诗中的归锦桥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卖鱼桥,而散花滩在当年的青莎镇上,时间的流动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又似乎有迹可循,就像张雨在《朝中措》中所写的:“说与定巢新燕,杏花开了重来。”

张雨所看见的景色和乡土当是元代运河两侧的真实图景,这也是关汉卿和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杭州,而当樵渔之人这样平常的愿望在太平时代是简单的,到了乱世却很难。

“西湖竹枝词”开元末诗坛的一朝风气

运河通钱塘江,如果按照六度理论的方式去演绎,也就是通海,而在钱塘江两岸,迄今依然有晒盐的遗迹。盐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基本属于官府控制。到了元朝,盐业在唐宋基础上有所发展,当时国家对盐的控制份额当时叫“引”,其中,大引为600斤,小引为150斤,一引一般说来即为400到500市斤,大商人向官方买“引”票,缴税后再向指定盐场买盐,然后运到各地推销。

当时,经营盐业是“暴利行业”,在南来北往的运河航道上,有多少人因盐而成事,从我们要说到的杨维桢这个人的一首《盐商行》中可以看到,杨维桢当过一段时间的盐场主管: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

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斛舶。

大农课盐折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

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

可以设定一下,在熙来攘往的运河之上,在杨维桢的眼里所看到的,都是为名利而奔走着的浊世俗人。

这杨维桢出生时,据说其母亲李氏“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1296年)”,也就是个有大气运的人,但事实上,他后来之所以能够诗文风流,却是下了常人所很难想象的苦功的:他父亲杨宏在铁岩山麓筑楼,并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等杨维桢和他哥哥杨维翰(1294-1351,字子固,号方塘,画家)上去后,将梯子撤去,每天用辘皿传食,就这样类似于囚禁的生活中度过了五年。

这漫长的五年,除了自幼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的杨维桢学业精进之外,应该锻炼了他的心智,而他人设中标志性符号的铁笛,大概也是楼中岁月的寂寞中修炼而成。

泰定四年(1327)杨维桢中进士 ,任天台县尹,后因惩治县吏而被黜。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本来当官就好了,他却去请求减轻盐税,典型的吃着谁的饭却要砸谁的锅,上面当然是不允,杨维桢准备投印去官,这才获准减额三千,但为了惩罚他的不听话,十年内不得升迁……到了后来,杨维桢冒犯元丞相达识帖睦迩后,不得不迁居到松江,在自己的房屋外贴了张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

个性中的狷介和张狂是如此的彰显,而杨维桢尤喜山水,杭州是他时常要来的地方,“西湖竹枝词”开元末诗坛的一朝风气。运河这一段是他必经的航道,从很多记叙中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杨维桢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又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羽衣飘拂,婆娑起舞,观者以为是神仙中人。

当年的运河两岸之人,有幸的应该是能够目睹杨维桢的风采。

张士诚拓展从塘栖武林头至江涨桥段运河航道

杨维桢写过的《盐商行》仿佛是预言,元末的盐商中,崛起了乱世枭雄,那就是占据浙西的张士诚(浙东浙西以钱塘江为界),张士诚因盐起事,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割据一方称国号“大周”,在他占据杭州的八年中,为加强防卫,从至正十九年 (1359年)春开始,征发浙西之民大规模修筑杭城,所有土石砖甓灰铁木等物材,“累巨万亿而不可胜纪”,历时3月完成。

按照记载,当时修筑的杭州城垣,周围6400丈、高3丈、厚加1丈。有候潮、新门、崇新、东青、艮山、钱湖、清波、丰豫、钱塘、和宁、余杭、天宗、北新13座城门,另设水门6座。

而在改筑杭州城的同时,张士诚政权又组织民夫20万,拓展从塘栖武林头至江涨桥段运河航道,长45公里,宽20丈,历多年完成,称“新开运河”。

这大概符合今天杭州运河的基本面貌了,从此时起,原经长安、临平至杭州的故道,即今天的上塘河路线退出京杭大运河的主航道功能,降为运河支流。

在张士诚的政权中,元末名士施耐庵、罗贯中、陈基、陈维先等都曾效力。都是在运河边声誉鹊起,张士诚当然知道杨维桢的名头,而且他就浪迹在自己浙西的势力范围里,于是屡屡相召,杨维桢不从,写了一首诗答复:

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

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

杨维桢在张士诚派弟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时,臧否张士诚,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并判断张士诚“不有内变,必有外祸”。

张士诚倒也大度,杨维桢这样说他,并没有恼羞成怒,还是任由杨维桢、钱惟善等人在浙西清风明月,哪怕杨维桢写《杵歌七首》明显嘲讽于他,其第四首这样写:“罗城一百廿里长,东藩恃此作金汤。旧基更展三十里,莫剩西门一树樟。”

只今亦是鹧鸪飞处

若干年后,张士诚果然如杨维桢所料败亡,但不是败给了元朝,而是被另一个枭雄朱元璋所败。

但张士诚在杭州留下的痕迹却是明显的,比如善贤坝、皋亭坝、德胜坝等船只翻坝遗址,可能是上塘河上有趣的历史景观。当年张士诚开挖的新运河终点在江涨桥稍北处,通过德胜坝与德胜河(上塘河分支,旧时也叫上塘河)相连。而之所以要在两条河之间修一道拦河坝,是因为运河水位比上塘河水位低了1米多。

这一米多的水位差距,成就了后来写到这些堤坝的多少诗文?

大明初立,定都在南京,而相距不远的杭州繁荣一时,以遗老自居的杨维桢、钱惟善诸人,时常穿梭于运河航道上,比如去拜访好友杨雨。

这一日杨维桢从杭州返程,船过江涨桥时,正好他吹奏着铁笛一曲终了,杨维桢立于画舫之首,羽衣飘拂,犹如谪仙。“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岸上送行的杨雨不由暗自感慨。

但杨维桢的隐居之梦并没有实现,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明洪武三年,朱元璋再次令人敦促杨维桢赴京。无奈下杨维桢抵南京,见朱元璋,留京一百一十天后,所修书叙例略定,上书朱元璋乞归家。因其名望太大,朱元璋不敢过于勉强,白衣宣至白衣还。

杨维桢这一次见朱元璋还留下这样一则传说:朱元璋见其戴的方巾帽很特别,忍不住问了一下,杨维桢答:“此四方平定之巾也。”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于是颁诏天下,规定为儒生、生员及监生等专用。

到家后,杨维桢急撰《归全堂记》,并做绝命诗一首:“昨日追随阿母游,锦袍人在紫云楼。谱传玉笛俄相许,果出金桃不外求。”掷笔而亡。宋濂为之作《杨君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日‘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

杨维桢所写的元曲《双调 夜行船 吊古》,或许正是在沉沉的夜色中,当船航行在运河平缓的河水中,倾听夜鸟的低鸣中,他才会有这样的感慨:“酒城倾坠,茫茫练渎,无边秋水”“离宫废,谁避暑?琼姬墓冷苍烟蔽。在原滴,空原滴,梧桐秋雨,台城上,台城上,夜乌啼”,而最终极目之时,“只今亦是鹧鸪飞处”,那么,杨雨的“人间何地不樵渔”真的是一件极难之事,谁让你被时间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呢!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张雨    编辑:钟一鸣    责任编辑:方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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