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是江南。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也是江南。

一万个读者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一万个中国人也会有一万个江南。

江南,到底是什么?

我的江南,首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然后才是一个文化概念。但,决定文化的是经济。从本质上讲,江南是一个地域经济的概念。

江南的经济,江南的文化,追根溯源,其实是一株树上长出来的,一个虫子吐出来的。

这株树,叫桑树。这个虫,叫蚕宝宝。

女执懿筐,爰求柔桑。一个蚕,吐出了一个江南。

蚕桑,一个富庶的代名词,集于江南。所以清代大兴蚕桑,派遣浙江蚕民,去各省指导种桑养蚕,蚕桑业逐步进入地方官的政绩考核内容。

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年,福建开始种桑养蚕;乾隆十一年,陕西开始“广植桑株,雇人养蚕”;道光二十年,贵州“试种桑秧、木棉,教民纺织”……光绪七年诏书:农桑为天下大利,而桑之利尤倍于农,现陕西、甘肃、贵州等省均经办有成效。

这是“江南”的“中国化”过程,其核心内容,就是蚕桑业。

中国蚕桑集于江南,江南蚕桑集于嘉兴、湖州两府。至少从唐朝开始,蚕丝一直是嘉兴、湖州的贡品。

江南经济因丝绸而兴,一个一个的古镇都在蚕桑丝绸业中孕育起来。嘉兴如濮院镇,元代时有八大牙行,主营蚕丝。湖州如南浔镇,所谓“四象八牛”,都因丝业起家。

曾经的江南,每一个古镇,都会有一个丝行,一个叶行。

蚕桑、丝业集于嘉湖两地,嘉湖交界的桐乡,地位尤为重要。

明末清初农学家张履祥的《补农书》说: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博。意思是说,桐乡田地的比例适中,蚕桑业特别发达。张履祥接着又说:东而嘉善、平湖、海盐,西而归安、乌程(此两县,属湖州),俱田多地少。说明在嘉兴、湖州两府,若论桑树的种植面积,桐乡是老大。

中国蚕桑看江南,江南蚕桑看嘉湖,嘉湖蚕桑看桐乡。

张履祥是农学家,他的话说得客观、专业。反映在文学上,那就是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里的:

五月新丝满市廛,缫车响彻斗门边。

沿流直下羔羊堰,双橹迎来贩客船。

这就是风风火火的江南,五月的宏大叙事,都源于一个蚕!

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桐乡,好一派烟火江南,但只有两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寸土桑麻地,万家弦诵声。前者是经济的,后者是文化的。

乾隆后脚刚走,1825年8月15日,清代大臣翁心存,也就是翁同龢的父亲,路过桐乡,他在日记中写道:过万年高桥,竟日行语溪(桐乡雅称)中,夹路桑荫甚浓。他对桐乡的印象,跟乾隆皇帝一样,这不是拍皇帝马屁,实话实话而已。

明朝末年,嘉兴文化圈开展了一场“写嘉兴的古诗,那两句最好”的文化大讨论。最终结果,俞右吉胜出,他的答案是:元朝人方回的“出门即乘船”,明朝人徐祯卿的“看桑过石门”,最能代表嘉兴。

这后一句,写的就是桐乡景物。由此可见,早在明朝,人们眼中的桐乡,最大的特色不是美女,也不是乌镇,更不是范厂长,而是遍地的桑树。

从这个意义上说,桐乡县,应该叫“桑乡县”。

蚕桑是丝绸业的物质基础。桐乡的丝绸业,唐朝时已产生了全国驰名商标——语儿巾。唐朝的第一渣男才子元稹的诗里就写到了。到了宋元时期,桐乡丝绸产业更是如日中天。据《嘉禾志》记载,嘉兴特产十三种丝绸产品,就有十一种出自桐乡。

无论丝绸产品如何变化,九九归一,蚕丝被,无疑是最集中的体现,曾经的江南人,谁离得开它呢?

蚕丝被是江南人结婚的必备之物,一对对相爱的人,都在这床被子下天地氤氲,包括范厂长;一个个小生命,都在这床被子下孕育,也包括范厂长。

蚕丝被,是江南人的生命之源,贯穿了江南人的一生,自始至终。

曾经有一个北方女子,临终遗愿,想盖一床江南的蚕丝被,她的丈夫是我的好朋友,问我,我也不知道哪里卖的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每一想起,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