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了国家的变化、65年前的风土人情、江南水乡的日常

有个社会学名词叫“景观失忆”,用一句古诗来概括,那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或许就是档案的魅力。

“百年·百姓·百档——家庭记忆见证钱塘潮涌”征集活动启动后,多年致力于杭州传统文化保护与挖掘的文史专家丁云川先生捧着他的宝贝来了。

这是几十年时光里积淀下来的老物件。有些是自家的珍藏,比如丁家父母1953年的“杭州市下城区选民证”有些是精心的搜集,比如《人民画报》1950年创刊号和建党50周年特别刊;比如保存了近60年的1954版宪法草案;比如民国时期杭州民营企业三友实业社的国货宣传手册……

这些宝贝中,一份1955年的个人账本引人注目。这份账本记录了三年,几乎天天有记录,月月要结账,年年要总结,钱财进出,事无巨细,一应俱全。

经济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个账本就是从乡土的角度让我们看到,1955年,一位江南水乡农民的生活日常。

简体字推行 第二套人民币发行

这份账本以个人视角记录了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这份账本是丁云川于1990年代中晚期在杭州收集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从账本内容看,记账人名“杜天英”,时间从1955年1月记录到1957年12月。字迹很工整,说明杜天英具有一定文化。根据史料,全国刚解放时,文盲率超过80%。1950年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全国性的“扫盲”活动。杜天英在1955年已经具备了一定书写能力,也有可能是在解放后的扫盲中得到了普及。

有趣的是,账本中私人印章的风格也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从1955年的繁体变成了1957年的简体。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体字和30个类推偏旁正式公布。在一个月前,全国报刊实行横排。不过这个记账本还是竖排的,虽然字变成了简体,但排版风格还是保持不变。

账本中最具时代性的一点是,体现了当时的币制改革。在1955年1月至3月的日记账中,可以发现当时记账的货币还是“老版”人民币,比如3月22日记载的“老酒2800元”,三月总支出共计“十六万八千五百元”。但从四月开始,日记账中的开支都转换成了“新版”人民币,第一笔支出就是“火油洋五角”。

买了“2800元老酒”的这套人民币是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最高面额为50000元。从1955年3月1日开始,第二套人民币开始发行,同时收回了第一套人民币,两者折合比率是1:10000。

杜天英的账本告诉我们,至少在三月,他用的还是第一套人民币,在四月前可能去银行兑换了“新币”。在当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货币的全面转换,足见新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执行力度。

卖鸡 写信 参加互助组

账本记录的琐碎小事还原了江南农民的生活日常

“杜天英”是谁?从账本里推测,他应该是江南水乡的一位农民,因为时常产生船费,当时水路是南方地区人员物资往来的重要交通方式。

那个年代的农民大都自给自足,杜天英也不例外,在1955年1-3月里,他没有买过米和菜,但卖过“六谷”(玉米)。另外的营生手段就是买来小鸡、豆腐渣做饲料,养大后再由他人收去。自己大概是没啥机会吃鸡肉喝鸡汤,鸡蛋可能是唯一的奢侈。

那时候的农民吃什么?杜天英吃得最多的是带鱼和豆腐,还有不少鲞类,这在南方很普遍,用盐腌制的鱼类经过风干后会析出大量鲜味物质,而且不易变质,冬天悬于窗下,随吃随割,极为下饭。至于豆腐么,老底子的普通人家从小就会教子女一句话,“青菜豆腐营养好”,豆腐可以说是最廉价的蛋白质供给物。

账本中没有猪肉的购买记录,一方面可能是饮食习惯使然,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生活比较拮据,买不起肉。

杜天英住的村子里应该大多数人都姓“杜”,和他来往最多的一位叫“杜炳灿”,杜天英向炳灿借过钱周转,并按月支付相应的利息。

杜天英日常购买的日用品包括茶叶、火油、黄糖、老酒、香烟、盐、糖等,还用染过的布做衣服。

杜天英还买过写字的本子,没几天就产生了一笔寄信的费用,折合8分钱——这是寄去外地的邮资标准。这个标准从1950年5月开始一直持续了40年,直到1990年,才调价到两角钱。写信是杜天英经常做的一项社交活动,隔一个月就有一次,推测可能是写给外埠的亲戚。

1955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中期,更多关注于城市与工业恢复发展。但在农村组织上已经体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杜天英的账本里有两个支出很有趣,一个支出是“社股金”,另一个是“互助组”。

“社股金”就是建国初的农村信用社,农民自主入股后成为社员组织资金,然后向需要贷款或存取款的老百姓提供服务,购买股金后可以发一张凭证,要兑现时可以直接去信用社兑付。在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大环境下,国家特意制定了相应的章程,规定“入社股金是不以分红为原则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保障存在”,要分红也不能超过定期利息。

“互助组”则是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简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困难,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建立的劳动互助组织,分临时和常年两种。这一笔支出定期出现在账本中,到年底还有收入,说明这个村子的互助组织已经形成了规模和制度,并有了盈利。

杜天英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每个月都会进行一个统计,每年还有一个年度计算。新中国成立初始的农村依然贫瘠,三年里倒是有两年入不敷出,即便有盈余,也只有八块三角七分。

但每一年,账还在记着,互助社依然参加,该种的田该养的鸡一点也没有少,偶尔还会抽烟喝酒消遣一下。不知道他在寄给亲戚的信中是如何描述自己的生活的,但在没有战争没有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生活不易却希望在前,记好账,过好每一天,这才是认真活着的样子。

档案 | 1955年—1957年,一位江南水乡农民的记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