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从舌尖抵达肠胃的归途,治愈了那些我平素羞于承认的乡愁” 年货变迁史 酸乌头 杭州·中山北路(北纬29°11′-30°33′) “说到底,年货体现的是我们对于生活的需求,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需求也在经历变迁” 对于中国人来说,“岁末年终”,通常意义上并不是指元旦来临之前。新年的钟声仅仅只是咱们春节临近的起床号,及至公司尾牙、单位年夜饭时,才是《威廉·退尔序曲》里最后冲锋似的那段节奏。 想想往年春运前的各种抢票神器APP后面,也如同千军万马一般,开闸抢票之时,大概也是可以配上这段背景音乐的。 而一年到头,似乎人人都必须来个盘点和备货,之后才能再起承转合地继续前进。 只是不知道,大过年的,你为家人精心挑选的年货,是不是又换回了一句:“怎么又买这种没用的?” 啧啧啧,每每听到这句话,年轻人只好一边保持微笑一边化身人肉说明书,给家人讲明白扫地机器人、智能电视的用处,再把各种智能电器的新功能一一展示,也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的年货扳回一局。 可能对于长辈来说,这些新鲜事物原本不属于年货的范畴。不过,当我们跟随年货的脚步追溯过去便可以发现,年货本身其实一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更新。 虽然仍旧逃不过吃、穿、用的大范畴,但每一年,我们都吃得更讲究,穿得更好,用的东西也更加方便智能。在新年之际,回顾这些年发生在年货上的变迁,我们便不得不感叹,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在年货这件事上被一一放大。 还记得作家王小妮曾记录过上世纪70年代一个普通城市家庭领到的春节年货票证:两瓶啤酒、半斤水果糖、一只冻鸡、一条冻鱼。 就这分量,就算是两个好友叙旧小酌的家常便饭,两瓶啤酒还得精打细算着喝,这一顿饭都不能吃个痛快,更别提一顿丰盛的年饭了。 而每逢年节,我爸时不时提起的年货往事中,于他羁绊最深的,便是那一碗扣肉,“从年三十,到年初十,同一碗扣肉得无数次地被放入大锅内蒸熟,端上桌子的最中央,再‘完好无损’地撤下去,这可是一碗‘门脸菜’呀”,无论是前来拜年的客人,还是主人家,都不会轻易动一筷。 不过,在挨饿和挨打之间,我爸也曾好几次“不懂事”地选择了后者。 在那个物质并不富饶的年代,“年货”就是“吃货”,就如同王小妮说的,“现在有人嘲笑吃货,可吃货才是我们最深厚的传统。” 到了新年,另一样必备的年货就是新衣服了,诗人海桑的那首诗,只短短几句就道出了新衣服在年货中的地位:一个人穿新衣服/是去走亲戚的/一家人穿新衣服/是娶媳妇的/大家都穿新衣服/就是过年了…… 在新年的新衣服上,我们同样度过了凭票供应的时代,而凭票换取的可不是现成的衣服,而是布料,这种DIY的传统,在二十多年前还是许多人新衣服的主要来源之一,多少人的春节,是穿着妈妈亲自织的新毛衣度过的啊。 至于那个过程,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绝对堪称奇迹,我怎么也闹不清楚书上复杂的花样纹路是怎样织到毛衣上的,甚至都无法确定刚刚织出来的那部分,到底是袖子,还是领口?可就这么的,一件新毛衣准会在新年之前穿到我身上。 到了今天,DIY的新衣服早就不在人们的年货清单上了,在越来越开放的商业环境中,人们对于消费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新年前买一件新衣服,除了布料和工艺之外,品牌、款式更是重要考量点。 而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1984年的一场奥运女排决赛引得男女老少们到巷子里一同观看,一台小电视机时不时漫天雪花,人们你推我搡间好不热闹,这街坊老少的共享电视也可谓初代共享经济了。 在那个商品经济的开关刚刚被打开的时代,关于冰箱、电视、洗衣机的最初记忆,多少也和春节相关,很多家庭都赶在新年前购置这些大家电。 如今,趁着年终各种眼花缭乱的打折、优惠活动,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正逐渐进入人们的年货清单:我们需要一台扫地机器人,新的一年能够减少父母在家务上的操劳;需要一台智能电视,让一家人能够在客厅欢聚;需要一台智能音箱,随时应答熊孩子们的奇思妙想;需要一块智能手表,一直监测家人的身体健康…… 说到底,年货体现的是我们对于生活的需求,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需求也在经历变迁。年货,正是跟随需求的变化,一步一步地进阶。 不过,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身边那些天天喊着“内卷”“打工人”的年轻人,临近年关,似乎忙得更加密不透风了,要放一周假或者更长?快把这段时日要干的活通通都赶出来。 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时代,这恐怕也算备年货的一种吧,我猜。 |